“重文教，抑武事”基本国策的推行，重视科举制度，极大地扩大了中下层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进入仕途的道路。中举后的优厚俸禄，也极大地吸引着大宋的文人们。这确实培养出一批名臣，但良莠不齐。文人相轻的陋习在宋代相当盛行。经济的发展，使大宋文人们在和熙富足的生活中变得越来越温文尔雅、端重持默，而太祖所定下的那种宽容原则，更赋予他们甘于自守的借口和理由。他们做不来大事，却不容许别人做事时犯一点错误。为了遮掩自己的劣迹，借批评别人来证明自己并未推卸责任。他们平常自诩正色不阿、鄙斥浮薄，可一旦三月份奋发而起，出乎其上，却又无法泰然处之。操守可称者不免如此，就更不用说其次了，他们往往做出污蔑陷害之事了。此类事充斥有宋一代。
有宋一代，基本上没有汉唐的宦官专权、藩镇割据之害，更无外戚之患。但历朝皆有权臣，从北宋初年的赵普，到南宋末年的贾似道。臣僚之间党同伐异，争斗不休。为此，欧阳修还曾著有《朋党论》，为朋党正名。但前期多君子之党当政，尚能争论为国，后期多小人之党，且以朋党罪人不浅。即使是君子之党之间的争论极大地内耗了宋代统治阶级本已不足的统治力量。与此同时，也使当权者急功近利，很难逾越党派之见。而不能通盘考虑，不拘一格的起用贤才。而是恰恰相反，使国事越来越遭。在小人当政时，就更不用说了。
法制的根本目标，在于“惩恶扬善”。但在宋代这种纵容、放纵的社会环境下，善未扬而恶益张。最后，只能是让有志之士心灰意冷，以亡国而告终。
(二)享乐思想的灌输e享乐思想在宋初就已经在宋太祖的提倡下而非常盛行。原因有二。
一是宋太祖为了加强中央集权，而采取了杯酒释兵权的方式，他一段话就是明证。“人生如白驹过隙，所谓子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卿等何不释去兵权，出守大藩，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远之业;多致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朕且与卿等约为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不亦乐乎!”(看赵匡胤多为部下考虑，这也符合其武将的特点)其实就默许，甚至提倡了享乐思想，奢侈的生活方式。还有一件事，即曹彬平南唐事。“彬之行，帝许以使相为赏，及还，语彬日：“使相品位极矣，且徐这，更为我取太原。”因赐钱五十万。(出尔反尔，言尔无信，惧武将掌权，实为皇权也)。彬至家，见布钱满室，叹日：“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不过多得钱耳!”(只不过自我解嘲罢了，哪知其中玄机)”
二是北宋在灭亡诸多的割据政权后，把各个政权的投降或是俘虏的君主都迁至首都汴梁。这些人纷纷辞楼下殿，辇来新朝，他们携妃将妾，举家迁徙，除了大兴土木之外，就是豪华奢侈的生活方式。人生如梦的享乐思想。如南唐李煜的“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
(三)守内虚外的国防政策
在灭亡山西的北汉政权以后，刚愎自用的宋太宗不顾军队的疲惫，不听从部下的忠告，率大军攻辽。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对辽作战的失利，特别是在宋军混乱之机，有人要立赵匡胤长子德昭为帝，使宋太宗大为光火，本来就得位不正的他更加做贼心虚，开始处心积虑地把注意力由外向内，巩固他及子孙的帝位。并且还对臣下说过这样的话“国家若外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二)所谓的帝王用心，即清除对皇权、帝位有威胁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