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7月起任中共中央调查部秘书长，1957年4月起任中共中央调查部副部长兼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副主任;1965年2月至“文化大革命”初期任国务院副秘书长。
1966年至1970年“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1970年至1973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情报部副部长;1973年至1983年任中共中央调查部负责人、部长，国务院副秘书长，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1975年1月起任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
1978年3月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同年5月起任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1981年8月起任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党组成员。是中共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共十三大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
“我父亲今年已经93岁高龄了，虽然思维和语言表达能力大不如前，但他对自己的一生无怨无悔。”
今年是中共建党90周年，军事科学学会副秘书长罗援少将对中新社记者讲述了他的父亲罗青长在中共隐蔽战线上的传奇经历。
毛泽东曾经指出，“我们要消灭敌人，就要有两种战争，一种是公开的战争，一种是隐蔽的战争。”罗青长就是隐蔽战线上的元老级人物，他1918年生于四川，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与情报工作结缘，此后就没离开隐蔽战线。上世纪70年代，罗青长任中央调查部负责人。作为历史见证者，他经历了许多重大事件。
罗青长的“地下”工作始于西安。1938年底，罗青长被派往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他的公开身份是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主任林伯渠的机要秘书，实则负责办事处的安全保卫工作。次年，罗青长打入胡宗南部，在被国民党称为“大特务头子”的吴德峰领导下，从事西安地下情报系统的情报搜集、整理和传递。
罗青长在“随时都要经受生死考验”的“地下”潜伏了3年。罗青长曾对罗援提到，有次由于形势所迫，罗青长需将一个装有中共西安地下情报组织绝密文件的保险箱送到城内的八路军办事处，没想到风云骤变，西安“三步一哨五步一岗，盘查甚严”。在进退维谷的情况下，他决定冒死闯关，带着保险箱乘坐黄包车最终安全抵达。胡宗南部中尉军官这套军装则成了他的“护身符”。
这段出生入死的“地下”情报生涯中，除了那些惊心动魄的经历，罗青长还体会到了爱情的滋味，1940年，罗援的母亲杜希健被分到西安吴德峰情报系统做报务员。那段时光，“他们朝夕相处，生死与共，逐渐相互之间产生了爱慕之情。”
日军空袭造成全城恐慌，人们四处躲避，罗青长却看到20岁的杜希健神情自若地守候在电台旁边，“爱慕之情顿时升华为革命的爱情”。对于父母不平凡的爱情，罗援说：“这在隐蔽战线中很常见。他们的婚礼进行曲就是那刺耳的警笛声。”
1941年9月，中共中央情报部成立。同年，罗青长结束在西安的潜伏，回到延安，罗青长的情报工作也就由“地下”转为“地上”。解放战争中，他随毛泽东、周恩来转战陕北，负责敌区情报工作和机要工作。毛泽东对当时各情报系统提供的情报颇为满意：“敌人的一举一动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周恩来说，天天都有得用的情报。
当时，中共各级情报组织把敌人要害部门和战略要地作为侦察重点。中共情报人员中有许多人曾任国民党的高官、将领，甚至就“卧底”在蒋介石身边。他们大多与罗青长保持密切联系。
新中国成立以后，罗青长长期担任中共情报部门要职。参与了“湘江案”、“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等重大案件的侦破。1963年，时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出访柬埔寨，罗青长担任前方安全领导小组组长。在柬埔寨，为确保安全，罗青长临时和刘少奇交换了坐车。时任副总理的陈毅对罗青长开玩笑说：“小老乡，这一次你可要当‘替死鬼’了。”
“无所谓啦，这是职责所在嘛。”父亲的回答让罗援刻骨铭心。
“于无声处听惊雷，于无形处建奇功。”这是罗援在父亲九十寿辰时所作之诗句。罗青长常说：“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是党把我引上了革命的队伍，能在毛泽东、周恩来的领导下从事情报工作，为革命竭尽绵薄之力，是我此生之大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