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
没人关注文革中的农民
新京报:纪录片出来后,他们的生活有什么改善吗?
徐星:我觉得没有,他们还是在农村里生活,能有什么改善呢?
片子在他们村子里放映时,当年迫害他们的人也去看了。我尝试过采访他们,但是没成功。
新京报:那受迫害者现在有什么诉求吗?浙江放映会上,我知道他们还在提补偿的事?
徐星:他们出来之后没有得到补偿,就抱怨为什么工人、知识分子都有补偿,就我们农民没有?其实越没有反抗能力的人,承受的压力最大。西方有句谚语,穷人的税是最高的。
新京报:农民好像也一直是文革研究中的空白?
徐星:对,大部分相关的纪录片都是拍知识分子、官员,我没见过有拍农民的。我确实觉得文革研究在农民这块儿有巨大缺陷。
我很同情这些最底层的人,你没办法用现今“正能量”的这套价值观来影响他们,他们的生活完全不是那回事。
新京报:片子里翁志渝说自己听到一边在放“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另一边在放“他是人民的大救星”,他怀疑这是个人崇拜。像他这样的人,在当时农村算是少数的独立思想者吧?
徐星:对,他们都上过学,可能受教育程度不高,比如翁志渝上过初中。他一直强调他看报纸,他什么事儿都知道,比如中苏关系破裂了,九评什么的,都是从报纸上看的。
他们有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士”的影子,这可能是几千年来延续下来的,尽管走样了,但他们是有所继承的。
意义
我确实在做一件大事
新京报:从镜头里看,你是单枪匹马去拍摄的?
徐星:就我自己,当然如果有助手是最好的,但如果雇个助手,我可能都不够付人家薪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