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登记表上的什么内容吸引你?
徐星：那是22张1977年的“犯人登记表”。已经发黄的登记表背面，一张张人脸与油墨混在一起，透过纸张都可以看得清楚。2010年，我在画家朋友家发现了它们：早已变成了临摹人物的草稿。这些人都是农民，这是命运的东西。
新京报：为何上升到“命运”的高度?
徐星：这是历史态度问题，到今天还有好多人在美化文革，我经历过那个时代，那时只要出门去找，大街小巷，准能找到打人的，准能听到皮带抽到人身上那个特殊的声音，你看到那些很血淋淋的事儿，终生难忘。
新京报：经历过文革，看到登记表，拍成纪录片，这就是命里的必然?
徐星：80年代末我出国后，发现很多书和资料是我从没接触过的东西，再对照我从小长大的环境，受的这些教育，我觉得自己受到了欺骗，我觉得必然性是在这儿。
新京报：当初为什么想拍成纪录片，有没有想过写成小说?
徐星：有想过，写小说可能会有点儿难，但可能会有本书，“nonfiction”，非虚构写作。这个得等一等，在我有体力时，时间还是应该用来去拍，使劲儿拍。写靠一支笔一张纸就行了，但是拍的话，要是不赶快去做，这些老人就没了，特别可惜。
寻找
“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新京报：时隔多年，单靠这些表格，你是怎么找到这些当事人的?
徐星：到处问，大的地方没变，但具体到乡、生产队这些地址都变了，以前都是意识形态色彩很重的地名，比如红旗什么的。我先问岁数大的人，以前红旗那个地儿在哪儿，再去找人，反正在农村，都还知道。
新京报：最后找到了多少人?
徐星：我拿到了22个“现行反革命”的资料，有些人是一八九几年出生的，可能不在人世了。初步筛选了15个人作为采访对象，有的人后来没找到，有的不愿意接受采访，最后选了12个。另外有个叫胡俊录的老人，还有两个同案犯不在名单里，但我也采访了，所以片子里实际出现的是14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