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受了这么多苦，要为他们分忧啊!”
这个时期，恰是我父亲最繁忙、劳碌和身体也差的时候。他对我们说：“我们革命的目的是要解决人民群众的吃饭、穿衣，住房问题，人民受了这么多苦，要为他们分忧啊!”作为主持一线工作的他，心情非常沉重。我父亲说：“1958年我们犯错误的根本原因，就是把实事求是的作风丢了，因此导致了高指标、浮夸风和瞎指挥泛滥成灾;1959年庐山会议，我们又走了弯路，又失去了一次纠正错误的良机，而且使错误继续发展。有的同志敢讲困难，敢讲天灾，就是不敢讲人祸，不敢讲错误，更不敢承认中央有错误，这是极不正常的现象。”我父亲同总书记邓小平叔叔、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伯伯和副总理陈云叔叔等一些中央领导同志，为了纠正“左”倾错误造成的严重后果，扭转危难局面，日夜操劳。
他们深入调查研究，针对“五风”严重，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强调在农村要建立生产责任制和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要允许社员搞些家庭副业;重新开放在1958年关闭的农村集市;停止农村办公共食堂等措施;主张农村在困难时期实行“包产到户”;城市压缩人口，禁止在农村招工;调整1959年主要物资分配方案;调整基本建设计划，降低了钢及其他产品的计划指标;制定和坚决贯彻执行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同时还决定了对在反右倾中受到错误批判和处分的党员、干部进行实事求是的甄别平反。
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同志虽然也说：“他自己也曾犯了错误”，开始纠正错误，但对我父亲开始不满。他说：“从1960年下半年，1961年到1962年上半年都讲困难，越讲越没有前途了。”他还批评我父亲说，在庐山会议主张“成绩要讲够，缺点要讲透”的要点是“缺点要讲透”。还指责《中共中央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平反工作的通知》说这“是他们(指我父亲、小平叔叔等几个常委)搞的，同意发布之后，才给我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