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开七千人大会，统一全党思想
1961年，我们国家正处在严重的经济困难之中。农业生产连续三年歉收，粮、棉、油都大量减产，干部和群众，党内党外议论纷纷。虽然中央自1958年冬开始纠正已经认识到的工作中的错误，但自庐山会议以后，“左”倾错误又有发展。许多干部，包括一些负责干部对“大跃进”以来的工作评价也褒贬各异，因而贯彻执行也不得力。考虑到这种情况，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并决定扩大会议范围，包括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地县及大厂矿企业党委书记七千余人参加了于1962年1月11日在北京召开的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又称“七千人大会”。
根据中央政治局决定，由我父亲负责准备提交会议讨论的书面报告，写好后送交毛主席。原来设想是，毛主席看过并认为大体可用后，再提交政治局讨论。我父亲这个报告初稿，涉及过去四年工作成绩与缺点错误的分析和经验教训，涉及对当时经济困难的看法和今后的任务，涉及加强集中统一和反对分散主义，涉及党的作风和党内生活等重大问题。参加会议的七千人，工作岗位不同，工作阅历不同，自然会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不一致。毛主席提出，把报告稿先发给到会人员提意见修改，然后再交政治局讨论，通过后再向大会作正式报告。
会议第一阶段主要是讨论修改我父亲代表中央所作的“书面报告”。与此同时，由我父亲主持，并组织彭真等21人起草委员会根据大家讨论的意见修改“书面报告”。在大会过程中，我父亲又重申他在1959年庐山会议前半段说的“成绩要讲够，缺点要讲透”。两者都要摆开来讲，有多少，讲多少，既不夸大，也不缩小，都要实事求是。他尖锐地指出，不能用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套话来概括这四年工作中的成绩与缺点错误的关系。就全国总的情况看，“三七开”比较合乎实际。就是说成绩是七分而不是九分，缺点错误是三分而不是一分。至于有些地方，也许工作得比较好，缺点错误比较少，那里可能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或者是八个指头与两个指头的关系。同时，也可能有些地方工作做得特别差，错误犯得特别多，那恐怕连“三七开”也打不住，甚至可能是倒“三七开”。各地情况不一样，要实事求是，由干部群众去评价。
我父亲认为，农业连续3年遭灾减产给我们带来很大困难是事实。但是，过去四年工作中的错误，特别是1959年庐山会议后继续大刮“三风”(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所造成的危害更加严重。朱德、陈云也都在各自的大组讲了话，涉及到党内斗争扩大化和党内生活不正常所带来的严重后果等问题。我父亲先后主持起草委员会八次讨论修改这个报告，经中央政治局通过后正式印发与会人员。书面报告指出1958年以来工作中主要缺点和错误，分析了这些缺点错误产生的原因，指出“国民经济中存在困难还是相当严重的”“对于当前实际存在着的困难，应该有足够的估计”。同时我父亲根据毛主席的意见还对书面报告作了补充说明，重申了两个“三七开”的观点(七分成绩三分缺点错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次会议历经28天，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各自都作了自我批评。会议统一了思想，加强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团结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集中力量去克服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