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指导各条战线工作
为了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扭转困难局面，在年初我父亲就有计划地分别召集国家计委、冶金部等十几个部委负责人会议听取他们的汇报。
他指出：当前在工业建设中，要注意只抓加工工业和制造工业，忽视原材料工业的问题。现在要优先发展原材料工业，如除钢铁外的农业方面的原材料和化工方面的原材料。原材料工业有能力，有库存，生产就会很快上去。这是经济工作的规律之一。在听取轻工业部工作汇报时，我父亲指出，轻工业的技术革命任务很重，现在有280万职工，以后不要再增加人了，要靠技术革命来解决，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轻重工业并举要注意轻工业，原料、生产、收购、价格要照顾到轻工业，这个行业差了不行，这是涉及千百万人生活的大问题。在听取石油工业部负责人汇报后，我父亲指出：政治鼓动不是生产力，只是解放生产力。如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好像人的“胆”就是生产力，这是唯心的。
也就在这一年，我父亲撰写了《经济建设工作中若干经验总结》一文，他认为：“1958年大跃进之后，1959年计划应该订低一点，留有余地，较为主动。但在年初是办不到的。我们的认识是逐渐接近实际的。当时对6亿多人民的积极性发动起来之后到底有多大的力量，还没有摸到底。在北戴河会议时，在人民群众中唤起了伟大的生产潜力，我们大家都感到惊奇和兴奋，似乎一切都是顺利的，对于1959年生产3000万吨钢的计划是接受了的。这就埋伏了被动。不论计划指标是高是低，在人民群众中鼓足干劲都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指标可高可低，气不可泄。我们现在和明年都要适当降低指标。但不可泄气，这要注意。”
但在庐山会议后，全党掀起了“反击右倾”的高潮，严重影响了对国民经济的调整。8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错误地判断“现在右倾思想已经成为工作中的主要危险”。要求八、九两个月，鼓足干劲，坚决反对右倾保守思想。这“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使许多坚持纠正“左”倾错误的同志，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右倾保守分子”，受到不应有的伤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过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进一步加剧了“大跃进”“共产风”“浮夸风”等“左”倾错误。1960年1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仍认为1959年的“大跃进”是全面的“跃进”，1960年还将是一个“大跃进”年。还脱离实际地提出“八年完成人民公社从基本队有制到基本社有制的过渡”的设想。到1960年3月北京、上海、天津和辽宁的粮食供应频频告急，调入的粮食都不够销售，库存几乎挖空，到了6月6日，这些地区的存粮只够销售的时间分别是，北京7天，天津10天，上海几乎无大米库存，辽宁8至9天。各地情况十分严重。现在50岁以上的人，都还清晰地记得那个时期的困难情景。那时我在内蒙古，内蒙古的情况比有些省要好些，但同样也是吃不饱。甜菜渣子、橡子面，还有什么小球藻等等都成了必不可少的充饥物，吃得我们都得了浮肿病。但即使这样也比当时河南、安徽有些地区好，因为那些地方已经饿死了许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