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人表面威严，但其实颇仁慈。他喜欢与下级开玩笑。1944年，在缅甸前线，他与史迪威、郑洞国于一个中午到部队视察。他头戴钢盔，肩扛步枪，见到九连连长王学义坐在地上吃饭，幽默地喊“报告连长!”连长一见三位将军，顿时紧张。孙立人便说，“你是连长，我是一等兵。”一句话，把全连人都逗笑了。当时有个17岁的战士曾文斌，十分调皮，对孙立人说：“你说你是一等兵，我是上等兵，比你还高一级!”“是，报告上等兵!”孙立人风趣地对曾文斌持枪敬了个礼。第二年在战场上，孙立人又遇到已当上班长的曾文斌，竟一口叫出了他的名字!
1947年,孙立人发现社会上有许多15以下的少年，为使他们免遭流浪，荒废前程，孙立人便将这些少年组织起来受训，以年龄编队，将其命名为“幼年兵”，多达1300人。这些孩子称孙立人为“幼年兵之父”。那时，他自己还没有子女，就认了6个烈士遗孤和无家可归的流浪儿为义子。加拿大滑铁卢大学教授揭钧及着名天文学家李严即是其义子。195 3年，“幼年兵”解散，孙立人送每人一张自己的签名照。孙案发生后，这些照片都被收缴，有的人还被株连。孙立人组建的女青年大队队员黄珏(后为大学教授)等因孙案被判10年刑。有个幼年兵，太不懂事，罪当死，但孙立人怜其无知，不忍行刑，在档案上录下“记死一次”，冀以自新。
孙立人视察部队，往往拣蹩脚处，查伙房，看厕所，关心士兵健康。他发现有不少战士患夜盲症，就给部队增发鱼肝油;军中出现脚气病，他请清华大学的老同学想法从糖厂废料中提取酵母，制成酵母片来治疗。他还指令军法处改善囚犯生活，指示“囚有诉，必以听，有疾者，必以问”，并训示执法者要“三慎”：“须慎拘留，慎决狱，慎刑罚。”
孙立人特别念旧。面对他获得的英国皇家勋章，他对当年《中央日报》的随军记者说：“这个勋章，是我弟兄们的鲜血换来的哟，我一个人赏受荣誉，我心实在难安呀!”
仁安羌战役，为解救英军，营长张琦壮烈牺牲。孙立人下令步兵团抢回张琦的遗骸，为张亲选墓地，自绘葬图，令工兵连夜造棺、安葬。他对抢遗骸的步兵团长说：“如果不抢回张营长的遗骸，我对不起他的父母。”1988年，他忽然想起张琦，心中不安，想方设法向“国防部”为张琦申请抚恤金，并将美国追赠张琦的银星勋章托人带回大陆，于1989年转交给张的独生女儿张锦兰。
与他有总角之交的烈士齐学启副师长，与他在清华同学9年，在“一、二八”、“八·一三”战役中屡建奇功，后于缅战中壮烈殉国。孙立人一直缅怀于心。他派旧部回大陆专门去齐的墓上代为祭扫，却发现墓已不存，于是出资6000美元，托旧部刘立忠、彭克立与湖南省有关部门联系，于1990年初终将齐学启遗骸移葬于岳麓山，并亲撰墓志铭。此事办妥后，孙立人长吁口气：“故人安眠地下，吾愿偿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