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自己的过失，孙立人有闻过则喜的雅量，且从善如流。
税警团的日子，孙立人一直坚持生活在基层。一双皮靴穿了十多年，马裤也打了补丁，从不开小灶。到连队与士兵一样坐在地下吃饭，盛饭也自己动手，边吃边与士兵聊天。某天到临时军训队公干，中午在队部吃饭，伙夫送上饭菜时，孙立人见菜里有一只小虫，立即把伙夫叫来，罚他跪下。在侧的司书袁子琳见状，也放下筷子呆呆地坐在那里。孙立人问他怎么不吃，袁说吃不下。孙立人马上意识到了什么，让那伙夫站起来了。饭后，孙立人对袁子琳说他绝对没有军阀习气，只不过一时气急，又说：“你以后凡是发觉我有任何处置不当的事，不要怕，尽管说好了，我会改的。”
骄上谦下，不损同侪
“经济公开，用人公开，训练严格，管理严格”是他提出的口号。在用人上，他从不任用半个私人。在编练税警时，军需方面的官佐都是由盐务局指派。上级或同僚推荐的，他要自己考察后再决定取舍。老部下晋升也不占便宜。他公开表示“ 老部下，新部下，都是我的部下。”唯才是举。后来到台湾，他曾向“国防部”提出要“参谋大学”的前三名毕业生，上面不批。后来，“国防部”塞来一些无真才实学的“关系户”，也不买账。
抗战时，部队的家属都留守在西南边陲某县城。某次，由于战局变化，组织紧急大撤退，而他本人却在前线。他给留守处处长下了一道死命令：“排长的眷属没撤完之前，连长的眷属不准上车;连长的眷属没有撤完之前，营长的眷属不许上车。以此类推。”同时另立一条：留守处长及眷属和他自己的太太(孙夫人)必须坐最后一班车撤退。
孙立人在税警团时，对全团所有的士兵都能直呼其名。他在全团大会上自豪地说：“全团班长下士以上的，白天在一百公尺里，夜间只要有点点月光，三十公尺之内，人向前走，我在后面一看，都可以直接喊出他的名字来!”
他的察人之术也挺有趣，注重“点名注记”。观其仪表做记录，分a+、ab+、b若干等。凡在b以下的人，其他条件再好，一般不用。此举看似有点“唯心”，但据知情者说，曾任“行政院长”的郝柏村当年的点名注记就是a+，全军唯一。另一位伙伴，点名注记是b-，申报受训、提升多次被打回票。后同事们出于同情为他改为b+，受训了，提升了。不过后来发现此人果然品行不端，做了不少出格的事。
1943年，孙立人麾下的学生大队发生一起轰动一时的“刘里悦自杀事件”，闹得沸沸扬扬，军心混乱。刘是沦陷区逃亡青年，为报国雪耻，弃笔从戎。可当他见到政府偏安后方贪污腐败的现象后，愤而自杀。孙立人当时作为新三十八师的师长，召见了死者的一位朋友，那人天性耿直，当孙的面冲口而出：“我们认为师长骗了我们!”弄得孙立人很难堪。但孙立人没有训斥他，第二天亲自为200多名知识青年兵上课，讲述自己从军的目的及经过，以及在军校的磨炼……慢慢地稳定了部队的情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