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延安以后，就有人说张国焘如何长如何短。我也不作声。只要你不说到我头上我就不管，以后西路军失败，我非常痛心，半月没好好休息，加上反张国焘路线听了不少胡言乱语，有的说我是托洛茨基，有的说我是土匪，有的说我反抗中央……下面干部看不起四方面军的同志。
我非常生气，病得吐了血到医院休养……加上下面又谣传要枪决周纯全、何畏、张国焘，我也是张国焘军级干部之一，也不能没有我的事。我自己也觉得在这里枪决太冤枉了。我南征北战带了这些彩，没有功还有罪吗?
这种含冤受屈而无路可走的郁闷，不仅许世友有，其他的四方面军干部也有。据说，许世友病了以后，四方面军的各级干部去探望他，没有一个不哭的。忧愤交加之余，许世友决心豁出去。
不过，参与其中的原第四军副军长王建安改变了主意，并将此事报告给了抗日军政大学党总支委员谢富治。谢马上将此事报告给校党总支部书记邓富连，邓则立刻找到校政治处主任莫文骅。据莫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