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李大钊去往最多的还是上海大学。这与他曾参与创建上大不无关系。在上大创始期间，他向于右任推荐邓中夏和瞿秋白到校任教。作为上大的常客，从1923年4月到11月，短短半年时间里，李大钊先后3次为上大师生演讲。从《演化与进步》鼓励年轻人确立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并以此为指导，“快快乐乐地创造未来的黄金时代”，到《社会主义释疑》阐析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再及《史学概论》解释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李大钊的讲演总是那样深入浅出，热情洋溢，极受学生的欢迎，而且《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将他的演说内容都整理刊登出来，更是扩大了其社会影响。
1923年10月25日，北大注册部贴出布告，内称：“李大钊先生因事请假两星期，所授功课，假满时补授。”当北大学子看到这张告示之时，李大钊已然坐在了开往上海的列车里。他这次前来申城，主要是为了出席中共第三届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当然，他并未忘记自己除了担任党内的领导职务外，更是一位教书育人的园丁、一个信仰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斗士。
11月7日，上海大学举行十月革命胜利六周年纪念大会，并庆祝该校“社会问题研究会”成立。是日，李大钊欣然与会，作了题为《社会主义释疑》的著名讲演。通篇讲稿不过千余字，却微言大义。演讲中，他一语道出了社会主义的实质：“社会主义是要富的，不是要穷的，是整理生产的，不是破坏生产的”;“社会主义是使生产成为有计划的增殖，为极公平的分配——能够使我们人人都能安逸享福”;“社会主义制度下做工是愉快的……我们的工作是要免除工作上的痛苦。”字字句句有力地回击了当时社会上所弥漫的反社会主义思潮。
1924年1月6日的《京报》刊发了这样一则短讯：“国民党北京支部之民治社，与某社近因接广州孙文来密电，请派代表六人赴广州接洽党务。特于昨日(四日)在某大学第三院大礼堂开全体党员大会，到会者约千余人，主席为某大学教授李某。”
《京报》上所称的“李某”便是李大钊。所谓“赴广州接洽党务”即是参加即将在羊城开幕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的国民党北京支部有6个代表名额，李大钊是孙中山亲自指定的代表，其他5位则由选举产生。《京报》所描绘的就是国民党北京支部选举出席国民党“一大”代表时的场景。经过选举，张国焘等5人当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