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陈顺通不知道，事实上在这封信之前的1938年12月21日，“新太平”号就已在“大同”的营运中于北海道触礁沉没。他更不知道，若干年后的调查表明，大同海运株式会社亦早将此船的保险金领取。
不甘于巨额资产就此被日本吞噬的陈顺通，于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凭日本大同海运株式会社的信函，请求国民政府赴日代表团索取被“捕获”的两轮，并向驻日美军司令麦克阿瑟发信求援。这时他才得知战争中两轮均已沉没(“顺丰”号1944年12月25日在南海触雷沉没)。伤心的陈顺通一病不起，1949年11月14日病逝。但日本1947年5月3日颁布的新宪法中有国家承担战争赔偿的规定，给临终前的陈顺通索赔希望。弥留之际，他再三叮嘱长子陈恰群：“我得实际产业并不多，主要的产业在日本，是“顺风”和“新太平”两条轮船及赔偿金，算上利息，是一笔可观的巨款。那要靠你去争，争到手，就得继承我的遗愿，位中华扬威。”
于是，一场中国对日民间索赔时间长达一个多世纪、金额达3亿美元，持续祖孙三代的超级诉讼至此拉开了帷幕。
漫长的诉讼之路
1958年，陈恰群自上海迁居香港。为了尽快完成父亲的临终遗愿，陈抵香港第一件事就与日本“大同”联系。他注册的中威轮船就是为了继承父亲的事业，把官司打下来。而“大同”每次都以人事变动和船只为日本政府夺去、应由日本政府负责等作答。
心有不甘的陈恰群于1961年奔赴日本，开始了漫长的索赔之旅。他根据海运株式会社1940年发给父亲的那封信函向日本政府索赔，不断在日本外务省、大藏省、日本递信省之间奔波。谁知，日本政府在经过1961年至1964年这长达三年所谓调查后，做出了这样的答复：两轮被日本政府“依法捕获”一事查无实据，不予认可。
1964年4月，大同海运株式会社并入日本海运株式会社。眼见数次交涉无效，陈恰群心急如焚，最后决定利用发律手段来争取自己应有的权益。
气愤至极的陈恰群在物色律师人选时，聘了请曾代理韩国向日索赔获胜的日本着名律师绪方浩。绪方浩建议与日本政府打官司，陈遂委托绪方浩组织4人律师团起诉日本政府。
1964年到1967年，日本东京简易裁判所受理的关于中威公司与日本政府民事调停。26次调停的最终结果是，日本政府答辩：此两轮是否为日本“捕获”情况不明，拒绝做出赔偿。
1970年4月25日，陈在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正式起诉日本政府，“陈恰群诉日本国”成为1970年代日本轰动一时的报道。
这是一场耗费时间和精力的拉锯战。仅因陈恰群在被问到“中国人是个笼统概念，到底是哪里?大陆、台湾还是香港的中国人”这个问题时，答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合法居住香港”，法庭便花费了5个月时间对其确认身份。因国民党政府已与日本签订了免除国民党战争赔偿，恐日本会以赔偿问题已一揽子解决为由推诿，故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此事还得到周恩来总理亲自关照，迅速出具了身份证明。
经过数十次庭审，1947年10月25日，数十年为此案付出全部精力并花费60万美元的陈恰群得到了一个意外的判决：“时效消灭”。这个结果又让陈恰群大病一场。
10年日本诉讼被划上句号——日本律师要求陈恰群在东京高等法院继续上诉，已经拿不出钱继续上诉的陈恰群被视为撤诉。
陈恰群日本索赔失败后是漫长的山重水复疑无路。但1987年1月1日颁布施行《民法通则》为陈氏带来了柳暗花明的转机，因《民法通则》时效性，最高法院规定“颁布前民事权利受侵害未被处理的案件，在《民法能则》颁布后的两年内提起诉讼都有效”。中威船案可在中国本土受理。
但陈恰群已于1985年8月中风半身不遂，只有将中威船只索赔案的接力棒交到了第三代人陈震、陈春兄弟手上，陈氏兄弟通过北京中国法律中心为诉讼代理，于1988年12月31日向上海海事法院提起诉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