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有规律性的历史经验表明，东帕米尔高原是影响中国西陲安全的战略制高点：唐朝高仙芝就是通过率先控制这个制高点，才成功反制了大食的东扩并由此使大唐西陲获得近一个世纪的相对稳定，这从西北方向大大减轻了安史之乱期间国家遭到的破坏。从唐之后的历史经验看，如果不能控制帕米尔高原，那么扼住喀什地区，也就扼住了中国西域反分裂斗争成败的关键地带。
历代治疆经验表明：治疆之要在南疆——为此唐朝治疆以安西都护府为重点，南疆之要在喀什——为此唐朝以疏勒(喀什)为龙头专设“安西四镇”。相比北疆线路，以喀什为枢纽的西南疆线更加崎岖曲折，西高东低，地高天寒，不利于大部队机动，这一地理特点使喀什地区势力比南疆其他地区更容易得到境外资助并因此坐大。凡能坐大，必有外援;凡有外援，必有通道。与南疆其他地区比较，喀什最符合这一条件。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喀什”更多的是地缘政治而非纯地理的概念。它并不仅指喀什，而是指以喀什为中心的南疆地缘政治构架。
20世纪90年代始，中国境内的恐怖分裂活动出现加速向喀什一线集结的趋势，在国际反华势力的资助下，它们试图从南疆东帕米尔地区突破，既打通联系中亚的外援通道，又方便与“藏独”分子在此联手，以达到祸乱和分裂中国西域的目的。如果了解上述喀什地区的地缘政治意义，我们就会明白2013年以来中国国内的暴恐事件大多发生在喀什的现象显然不是巧合。
中俄需要在中亚地区“背靠背”地团结
欧亚大陆分区并存有欧洲、中亚和中国三种战略力量;但历史表明，在欧亚大陆的主要区位即北纬30度至60度之间可容纳战略力量只有2.5个;也就是说，在三种战略力量之间，必然有一个生存空间要受到其他两个的严重挤压并因此出现破碎地带。比如上古时代在欧亚大陆分区并存的是欧洲罗马帝国、中亚诸帝国和中华帝国。此间欧洲罗马帝国和中华秦汉帝国强大，中亚地区力量受到挤压并分出安息、贵霜诸帝国。此时欧洲、中亚和中国之间的力量比为1 0.5 1。罗马帝国解体后欧洲中世纪陷入碎片化时代，这为中亚阿拉伯帝国继而蒙古帝国崛起和大面积扩张腾出空间。此时中华帝国保存完好并转入隋、唐、宋、元、明的持续统一朝代。此时欧洲、中亚和中国之间的力量比就转为0.5 1 1。进入工业革命后，欧洲又开始复兴和强大，中亚伊斯兰力量在欧洲、中国尤其俄罗斯的挤压下日渐式微，此时的欧洲、中亚和中国之间的力量比是1 0.5 1。俄罗斯在北方崛起并南向强力插入中亚地区，取代了原来夹在欧洲和中国之间的伊斯兰力量及其比例。此后原来的欧洲、中亚伊斯兰和中国三种战略力量并存的格局就为欧洲(1)、俄罗斯(0.5)和中国(1)并存的格局所取代。
近代历史经验表明，欧洲、俄罗斯、中国三者之间很少有将其力量扩充到1.5的水平，即使有(比如蒙古帝国)也必然是短命的;但其中若有任何一方衰落，比如19世纪末清王朝的衰落和20世纪上半叶欧洲的衰落及20世纪末的苏联解体，由此造成战略力量的收缩，都会引发中亚战略力量(主要是伊斯兰力量)在欧亚结合部即中亚地区的崛起和扩张。
现在的中亚地区又出现新的变局。美国在中亚撤军将造成中亚出现巨大而其他国家或地区又无力迅速单独填补的战略真空，其结果必然是本土伊斯兰力量的崛起。北极解冻将破天荒地改变俄罗斯原有的无北顾之忧的国防结构，并迫使俄罗斯国防资源向北线倾斜。鉴于俄罗斯人口增长缓慢以及北方边界过于漫长，北线新产生的安全压力对未来的俄罗斯来说是难以承受的。这将加大俄罗斯对中国的战略合作需求，并迫使俄罗斯减少在中亚的存在;与此相应，为争夺中亚战略真空，中亚地区恐怖主义或各种宗教原教旨主义对中国西陲造成的安全压力和危险必将同比增大。
鉴于汉唐的经验和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穷于应付暴恐活动的教训，美国从中亚撤军后，如果不能紧密合作，中国和俄罗斯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单独长期应付在中亚新崛起的战略力量及由此带来的冲击。因此，在美国战略东移，中国东面、俄罗斯西面和北面的安全压力日增的当下及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中亚是中俄两国必须背靠背地紧紧依靠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