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以前者而言，人们可以认为刘保持沉默是高压之下的违心之作，主持批判是划线切割的自我保全，但他如此自断其臂的同时，显然忘记了“唇齿相依，唇亡齿寒”的古训。这一古训的一个隐蔽含义，翻用当代话语，那就是，如果我们今天看他人蒙冤而保持缄默，明天他人就会见我们沉沦而陷入沉默。1968年10月中国大陆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刘少奇被诬指为“叛徒、内奸、工贼”，与会代表133人，除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陈少敏一人外，“一致通过决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消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党的最精英人物中已没有任何人为其说话，“竟无一人是男儿”。就后者来说，人们也固可以认为罗的行为确含愤激的情绪，但即便如此，对不堪其辱而自杀这一行为的追加谴责无疑反映了党内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对不幸者缺乏哀矜勿喜的同情和怜悯。没有同情与悲悯，实质就是人道主义的失落。人道主义是包括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等人类诸多“主义”之本。它的存在与施行，可以让人们哀于逝者，痛于伤者，扶于弱者，悯于败者。惟其如此，人类社会才不至因权争利斗而过于残酷无情，也不因尔诈我虞而陷于绝望境地。人道主义一旦丧失，人们为权争利斗必是残酷无情，不到你死我活，不肯罢休。刘少奇后来正是因此而遭遇非人待遇与折磨，以至于惨死开封。
刘少奇惨死开封，时间在1969年11月。然而，资料显示，1966年6月下旬，就在他谴责罗瑞卿自杀的同时，他自己就有了死的预感，并为此做了准备。据刘少奇之子刘源回忆，1966年6月底，刘少奇将儿女们召集一起，说出一番令其“吃惊”的话：“今天我要对你们几个大孩子说一说，我老了，干不了多少年了。我死后，党和政府会给一些抚恤，但你们不能靠党和政府的照顾，要靠自己。你们的妈妈级别、工资不高，你们几个大一点的孩子有责任帮助妈妈，把弟弟妹妹带大带好。特别是允斌，你是老大，要承担起照顾弟弟妹妹的责任。”允斌“受到震动，当场拿出200元钱，后来存到了小妹潇潇的存折上。”
这不能不让人感到震惊，更为之悲哀。毫无疑问，刘少奇这是想到了死，在交代后事，做死的准备。但他想到的肯定不是自杀(自杀是自绝于党，被打倒之后刘明确表示“我绝不会自杀”)，他想到的一定是被整死，死于他人之手。这就意味着，刘少奇已洞悉一切，看穿了这场运动的黑幕与与残酷。
可是，他现在仍然是党内排名第二的副主席和国家主席，在主持领导这一运动，他为什么宁死也不站出来，与毛泽东摊牌，叫停这一运动?
“这次大革命在历史上是空前的，来势很猛，对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文化来了一个很大的冲击，最后是要摧毁、消灭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建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这是很广泛的革命，不是一下可以做到的，是个长期的斗争过程。但是这是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有了这个大革命运动可以来个突变，来个大的变化。”
这是刘少奇6月27日的一个会上讲话，与其对家庭的谈话发生在同一时间。两相比照，不难找到一种合理的解释：与外部世界在经历一场疾风暴雨一样，刘少奇内心正处在一种剧烈冲突和极度分裂的状态，一方面坚持于肯定认为文革运动的革命性、正确性与必要性，因而对外保持高调;另一方面对个人前途悲观无望，而不得不做最坏的打算。由于毛泽东是党的领袖，而党的领袖代表着党，是党的利益的集中表现，与毛摊牌，意味党的分裂，党的利益和形象就会受到损害。刘少奇想到“最坏的打算”也不与毛泽东摊牌，乃是为了维护党的团结和利益这一大局。为了维护党的利益大局和形象，刘少奇悲壮地走向祭坛，不仅没有如其所愿维护住党的利益和形象，党的利益和形象反而一落千丈。
刘少奇断不会想到自己忍辱负重的行为会是这样的结果。
不，刘少奇应该想到了这点。只不过他反思的结果，他不愿意承认，也不愿说出。正如彭真，历经文革劫波之后，被问及文革时说道：“文化革命很复杂，我心中有数不好讲。”怕什么呢?怕影响党的形象，影响最高领袖的形象。因为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乃党员行为准则的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