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当然并非仅是学生的责任，严格说来也更非学生的问题，而是老师的问题，是台湾知识分子的问题，是台湾的道德肌理问题。长期以来，台湾的知识界，尤其是社会科学界，更尤其是社会学界，已经成了政治正确的“学界”。在学生以及广大公众需要它提供论述时，它旷职缺守;但在学生情大于理，愤而上街之时，站出来不害羞地高调支持，甚至还街头授课的，也是它。如果在教室里提不出论述，移到街头也不能解决问题，只多了一点表演。包括我自己在内的“社会学教授”并不是“解决”的一部份，而是“问题”的一部份。学生要上街头，不需要你教授运用特权不计旷课，因为运动参与者本就应该要为他的行动付出他自己的代价。学生要罢课，你教授不是要便宜地支持学生罢课，你更应该要付出你自己的代价，你要罢教——假如这已经是一个“社会运动”的话，如某些教授所言。大家都不要为自己的政治选择付出代价，那谁要付呢?长期以来，从政的知识分子翻搅了一通，下了台，就是“回学校教书”!但话说回来，学生也要为自己的行动在历史中负责。学运参与者对于充斥于运动空间中的种族主义或准法西斯语言，有没有试着提出自我批判呢?如果放任种族主义的歧视话语飙涨，而整天犹自满于“多元”、“异质”或是“公民社会”，我们这个社会是否也太伪善了呢?
这场学运将要把台湾引向何方，没人知道。但它的源流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清楚的。它是台湾社会一直没有解决日本殖民、国共内战、白色恐怖、两岸分断，以及特定的民主化路径这些历史遗留的周期展现。如果大家认为现今的“民主化”出问题了，那是对的，但问题不在于找出一个具体的人当代罪羔羊，而应该要认识到我们的民主化路径出了某些问题。这个路径把论述仅仅聚焦在“反威权”与“出头天”，从而抄了一条“我群vs.他群”的短路，而这个短路造成了认同政治乃至族类主义乃至类法西斯主义的暴涨，从而使得任何关于全局、关于未来的论证都高度被压制。但是，没有全局怎么谋一隅?没有千秋怎么争一时?现在“鸡回到窝了”，我们自作就得自受。
既然族类主义(也就是“自家人”的界定)以及反中、反华，其实是这个运动的核心“底气”，而“服贸”其实在某个意义上仅是一个暗喻——毕竟有谁会关心台纽、台新、乃至TPP的自由贸易协定?——那么，就现实的氛围而言，解决当今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国民党该下台，换民进党“当家”了。到那时，也许岛屿上的人才能真正清明地面对自身的欲望与感情，以及——所愿意付出的代价，这才是真正的政治的开始。而那时，我猜想，我们的激昂的社会学界恐怕将又将继李登辉执政后的长期潜伏而再度潜伏了。台湾的社会学最需要的，是关于它自己的社会学。但谁又在乎呢?
这恐怕是台湾的宿命。但是，宿命也者并非知识分子所当言。作为知识分子，学生们，尤其是老师们，是否应该要面对我们自己无法脱卸的职责：为这个岛屿的前途提供思想论述——而这个思想工作与街头行动本就不应相互排斥。国家机器有禁区，但思想应无禁区。24日所发生的国家机器暴力事件，或许能让我们重新思考民族国家这整个体制，及其作为知识、道德与政治范式的更深刻问题，而这个问题的深入思考是无法绕过区域与历史。最终而言，思想上的独立自主才是任何形式独立自主的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