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24日凌晨的事件是不幸的。国家暴力是要谴责的。然而(还是必须然而)，这个暴力归根究底并非来自肉身个人，而是源自民族国家体制。换句话说，不论是资本主义政权或是社会主义政权，当面对这样的挑战，暴力或非暴力，反应大致如此。相对于台湾知识圈所向来崇奉的欧美日，就以警察为代表的国家暴力而言，台湾的国家暴力客观地说还是最“文明的”，或最“软弱的”——这应是无争议的。如果藉此机会让对暴力的诉苦谴责能够上升到“民族国家与暴力”的论述高度，那或许应该是更有意义。
但论述的缺乏或无法提升，恰恰是这次“太阳花学运”的一个显着特征，无言且客观地反映在运动诉求的朝夕变腾。原因至少可以从两方面探索。首先，这是在“历史终结”或“意识形态终结”的当代社会中相当普遍的现象;尤其发生在诸多第三世界前威权国家的“颜色革命”，就都是严重缺乏论述的。其次，若从在地历史来看，从野百合到野草莓到太阳花，也有一个缺乏论述的祖孙系谱。在常识中，反威权争自由，一如反恶霸强梁，固然“不需要”论述，但在台湾这些年来的主流论述里，特别是在与中国大陆在进行志得意满的对照时，台湾不早就不是威权体制了吗?那么，为何运动一起，还是得继续沉浸在这种论述缺乏的状态中呢?这个运动里的某一侧翼，虽然位居边缘而且有其一定的进步性，但如果只靠举着一个不分疏的“反新自由主义”旗帜发声或发愿，也一样反映了论述的缺乏，但这一翼可以另外讨论。
论述的缺乏，其实吊诡地又是运动之所以能继续的“动力”之一。因为运动所依赖的更是某种“我群”的情绪，而非现实的分析——这只要想到“懒人包”就思过半了。老实说，如果运动是建立在冷酷的现实主义基础上分析的话，马英九政权的思维模式——经济与政治二分，经济上利用中国崛起寻找台湾发展机会，政治上继续亲美亲日反共——又如何以及在哪些地方是运动的敌人呢?除非运动坚称台湾必须在政治与经济与所有其他议题上，都要与“中国”完全切割;他们做他们的“支那人”，我们做我们的“台湾人”。设若并非如此，那么运动的论述是什么呢?如何看待台湾依存于贸易的现实?如何立足于东亚地缘政治?如何追求两岸和平?如何凝和分裂社会?……这些问题所需要的不是情感或是“确信”，而是“责任伦理”。
不客气地说，情感与确信，固然让持有者因他者邪恶而自我感觉良善，但是否有可能良善的自我感觉恰恰是指向一个更悲惨的地狱之境呢?未来不可知。退一步而言，运动话语或懒人包所指出的那些未来如何如何恐惧，是否是让已经不待未来，而在过去这二十年来已经存在并步步加深的各种社会问题，找到一种悬置或麻木的方式呢?在这种感觉结构里，最可怕的是台湾年轻人将来要向大陆人租房子，而非现在早已买不起、早已只能租房住，而且薪水也早就不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