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早就知道，法捷耶夫曾深受斯大林的宠信，因而从1934年全苏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起，经过战时直到战后以至斯大林死后又三年的1956年，二十年间他一直是苏联作家协会党的负责人，并且亲自主持会务，包括大清洗和日常对作家队伍中“异己分子”的清除。不但经手审查报批，并且经常陪同苏联“有关部门”执行逮捕作家的命令。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把作为作家和作为斯大林镇压文化人的参与者的法捷耶夫完全切割开来，并因对他写作的过度肯定，而抵销了对他罪责的追问。起初相信了他在1956年5月的自杀，是由于长期患病，并念及“不全则无”，不能再在文学上有所作为，乃结束自己的生命，甚至为他的死敷上一层悲壮的色彩。后来所知渐多，又总是一厢情愿地以为他在作协主席任上，“官身不自由”，不能不执行上级尤其是斯大林的旨意;但违心地助纣为虐，负疚既久，在苏共二十大以后，冤案平反过程启动，他回首平生。受到良心谴责，遂有饮弹之举。
法捷耶夫死前究竟是怎么想的，现在似乎还没有足够的第一手证据。在俄罗斯，有人回忆，苏共二十大后，法捷耶夫曾写信给赫鲁晓夫，据说是表示他和作协要为新政有所助力。那末，究竟是要协力推动清理作协经手的数百件冤案和积案，还是主要为了维持他和他的同僚的领导职务，而向新的领导人谋求支持呢?恐怕一时也说不清。反正事实上直到法捷耶夫自尽之日，没有得到赫鲁晓夫复信表态，或许可以说不答复也是一种态度吧。
与1956年初闻法捷耶夫噩耗时，更多从好的方面去臆测其动机不同，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重提这个话题时，我的臆想已多少偏于从坏的方面着眼了。这很可能是由于五六十年间，我和我的中国同胞经历了仿佛当年苏联肃反那样的“文革”十年，以及历次政治运动和种种极端事态，我们已经如同鲁迅那样“不惮以最坏的心思”去观察和揣摩非正常的人情世相——人性可以恶到难以想象的地步，而且敢于假冠冕堂皇、辉煌璀璨的名义以行!
如有偏颇，就请法捷耶夫的在天之灵原谅。
但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具体的，恩恩怨怨也是一笔一笔写得清清楚楚的。就以茨维塔耶娃请求解决一席之地，虽然战前的苏联居住条件确很困难，但对法捷耶夫来说，他“非不能也，是不为也”，这表现出苏联文化官僚在处于弱势的国外漂泊归来者面前所持的“权力的傲慢”。后来茨维塔耶娃无以维生，去莫斯科市作协谋求一个洗碗工的“饭碗”而不可得。此事未通过法捷耶夫，不能迳记到他的账上。然而后者市作协官员的态度，所谓“看人下菜碟”，显然也是在官僚体制下层层看上级眼色——包括全苏作协法捷耶夫对茨维塔耶娃的评价和待遇的结果。
苏维埃的作家协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机关团体，他长期的头号领导人法捷耶夫扮演的是一个什么角色，不是从茨维塔耶娃之死，就可以看清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