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发生了。在全联盟“共度国难”之际，茨维塔耶娃却遭到她惟一所能归属的作家协会的冷遇，这成了压垮她生命的最后一根稻草：
1941年8月8日，她带领穆尔(儿子，此时十六岁)离开莫斯科，8月18日疏散到鞑靼自治共和国境内的小城叶拉布加。随之而来的焦虑是，她惟一可以赖以为生的技能是翻译外国诗歌，但是这种技能在那里却毫无用处。于是她8月26日只身前往莫斯科市作家协会所在地契斯托波尔，请求迁居该处并在作协基金会即将开设的餐厅谋得一个洗碗工的工作，然而就连这个最低的要求也未得到满足。于是她于8月28日返回叶拉布加。至此，她的精神已经完全崩溃。……万般无奈，她只好将保护儿子的责任托付给别人，自己却于8月31日趁房东星期日外出时悬梁自尽了。
我曾经慨叹苏联一位杰出的小说家普拉东诺夫，战前就因为真实反映了苏维埃的生活现实而遭批判，他当战地记者投入了反法西斯的卫国战争(似乎还曾立功受奖)，但在战后旋又恢复了大批判靶子的身份，最后郁郁死于作协院内扫地工的岗位上：苏联政府及其御用的作家管理机构，竟然这样糟踏文化人，侮辱以至虐杀一位有思想有才华的作家。
然而比起先他十几年而去的杰出诗人茨维塔耶娃之死——当然还有其他许多投入监牢或流放边鄙之地以至死难的“文字狱案犯”来，竟显得仿佛司空见惯，不足惊讶了。
这里不准备谈论茨维塔耶娃的诗，评议她的生平和命运，只想说一点，作协自然不是惟一的和根本的致死之由，但对茨维塔耶娃来说，在她期求维持最低生活条件而希望得到法捷耶夫的援手时，这位名满全苏联的作协领导人竟毫不理会，冷酷拒绝，怕是使她死不瞑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