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有人批评毛泽东是“狭隘经验论”，说什么“马列主义是大城市里产生的，山沟里产生不了马列主义”，而针锋相对地反驳说：“大城市里产生了立三路线，我们苏区的山上，却全是马克思主义。”特别在赣南会议上，邓小平公开表示不同意会议决议中对中央苏区实际是对毛泽东的批评和指责。这一切都更加引起“左”倾教条主义者对邓小平的反感。事情的起因带有某种必然性。寻乌失守后，会昌县委书记兼中心县委组织部长罗屏汉，于1932年12月21日给中共江西省委写了一份工作总结。总结中以自我批评的口吻检讨说：县委乃至中心县委都存在着严重的“纯粹防御”观念，没有主动向敌人出击，才导致“寻乌事件”的发生，致使会昌、寻乌、安远三县一些边区被敌军占领。罗屏汉总结报告中说的“纯粹防御”和“主动向敌人进攻”即“进攻路线”，乃是“左”倾中央自“宁都会议”以来排斥、打击毛泽东喊惯了的口号，已成了中央的“一贯指示”。中共江西省委接到罗屏汉的报告，在给苏区中央局的报告中，也认为会、寻、安中心县委存在“纯粹防御”和“消极防御”的错误。于是，“左”倾教条主义者终于抓到了整邓小平的口实。
1933年2月23日《斗争》第3期发表任弼时的文章：《什么是进攻路线?》,文章指责“永吉泰与会、寻、安长期陷在纯粹防御的泥坑中”，其结果“则产生白军团匪进据寻城的事件，使群众受到敌人的摧残”。中共江西省委迫于博古等人的压力，不得不采取两条措施：一是将邓小平从会、寻、安中心县委书记调任省委宣传部长;二是于1933年2月28日致信会、寻、安县委，严厉批评会、寻、安中心县委的“纯粹防御路线”错误。邓小平奉调到省委后，受到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的礼遇。
3月中旬，李富春派邓小平前往万泰、公略、永丰苏区巡视工作，代表省委解决那里的问题。邓小平在万、公、永的工作得到江西省委的肯定。博古等对江西省委的做法十分不满。3月下旬，邓小平回到省委刚汇报完工作，就被博古等人叫到瑞金，名义是参加中共中央局会议，全面汇报会、寻、安三县的工作，实际是接受博古等人面对面的“审判”。会后，邓小平被迫向中央局递交了一份题为《会寻安工作检查》的检讨书。紧接着，中共临时中央撇开江西省委，以中央局名义，直接在会昌筠门岭召开会、寻、安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主持会议的张闻天代表中共中央局，在会上作政治报告和结论。会议集中“布尔什维克的火力”，对邓小平的所谓“错误”进行揭发和批判。
3月31日，会议作出《会寻安三县党积极分子会议决议》，给邓小平正式扣上“江西罗明路线”的帽子。《决议》这样写道：会、寻、安三县，过去在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中心县委的领导之下，执行了纯粹的防御路线，这一路线在敌人大举进攻前面，完全表示悲观失望，对于群众的与党员同志的力量没有丝毫信心，以至一闻敌人进攻苏区的消息，立刻表示张惶失措，退却逃跑，甚至将整个寻乌县完全放弃交给广东军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