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3月下旬，红七军的五十五团与五十八团在江西永新天河会合，终于从广西来到了江西。后根据中央决定，调往中央根据地，编入红三军团，成为中央红军中的一支劲旅。同年7月，邓小平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8月，邓小平同金维映、余泽鸿等同志回到瑞金与中共赣东特委书记谢唯俊会合，当时大家商议一致推选邓小平担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邓小平主持纠正了瑞金“肃反”的极左错误的做法，得到了谢维俊和瑞金党内领导人的支持，同年12月,得到了来苏区检查工作的周恩来也支持。1932年3月,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在检查瑞金工作时，也充分肯定了邓小平主政后纠正肃反中对“社会民主党”极左错误的成绩。
邓小平在果断、迅速地纠正瑞金肃反错误的同时，又以很大的精力投入地方政权建设工作，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彻底纠正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倾土地政策，制定给富农以经济出路，给地主以生活出路的政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左”的分田政策，但后来却被“左”倾领导者指责为“瑞金各地苏维埃对于土地政纲执行右倾的代表者”等等。
1933年4月，被打倒遭囚禁时的邓小平
1933年3月到6月。当时，“左”的中共临时中央把邓小平作为“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即“邓、毛、谢、古”而加以批判斗争并关押劳动，整整三个月。因为他不仅是“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又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毛泽东语)，对他的批判斗争就更加严重。
1933年初，博古、洛甫一进中央苏区,就抓住“罗明路线”,在中央苏区掀起了反“罗明路线”的“二月旋风”;3月又将这股极左风潮升级刮到到江西，邓小平作为“罗明路线”的代表,成为“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掀起反“江西罗明路线”的高潮。其实，反“罗明路线”和反“江西罗明路线”，矛头都是指向毛泽东的。
“左”倾中共临时中央一直不喜欢邓小平。早在上海，邓小平因说过对王明“向无好感”，遭到王明中央冷落了半年。邓小平到瑞金后，经过实地观察，执行了毛泽东的主张和政策，并没有执行王明中央的“进攻路线”。项英指责邓小平执行“富农路线”，就已经发出了一个信号。邓小平和毛泽覃、谢唯俊、古柏都是党内的务实派，都对“左”倾教条主义者动辄对苏区工作指手划脚、批判指责很反感，为毛泽东遭受的批评感到不公。他们曾讥刺那些从上海派来的脱离苏区实际的“左”倾领导者是“洋房子先生”，说他们专门到苏区来“找岔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