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有什么信号能让皇帝识别出奸臣呢?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加强惩罚威胁力度，诸如灭九族、凌迟等处罚手段，这样有风险规避行为的人会选择不造反。不过当皇帝的收益是如此之高，风险爱好者在有机会时总是会去尝试一下的。而功臣，尤其是开国功臣本身就意味着他们是风险爱好者，若不然谁会去“提着脑袋干革命”呢?所以，事后惩罚的威胁对以冒险为业的功臣们来说不会有太大的震慑意义。那么以亲戚关系来识别呢?从吕后到李世民，从多尔衮到雍正，亲戚的血缘、亲情约束对争夺帝位来说只是很小的成本，成大事者从不会将其放在心上。那能否根据对皇帝是否恭顺这个信号来识别奸臣呢?毫无疑问，真正要造反的人对皇帝也照样会毕恭毕敬，这个信号没有任何意义。那能否逆向思维，认为敢和皇帝争辩的就是忠臣，不敢争的就是奸臣呢?可惜，历史上的权臣是敢和皇帝争辩的，不敢争的依然是忠奸难辨。凡此种种，我们用尽心机也无法为皇帝们找到可从功臣中实施忠奸分离的合理信号，当然更不可能找到分离条件。
每个开国皇帝都面临着这样的困境：他无法从功臣集团中分离出忠臣和奸臣，但他又必须想尽办法保证自己的儿孙能顺利继承皇位。为此，皇帝们自然有自己的分离信号来进行分离，将可能造反的人清除出去，确保江山永固。“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在不能辨别忠奸时，皇帝们选择了实际上也只能是这样一个分离信号：有能力造反的和没有能力造反的。对于皇帝来说，只要把有能力造反的杀掉，剩下的人即使有造反之心，也无造反之力了。每一代皇帝都面临同样的困境，面临着同样唯一的选择，最后都作出了同样的选择，让我们后人见识了一幕幕闹剧。
不要问你想做什么，而要问你能做什么，功臣们天然有罪，谁让他们有能力造反呢。学者们说中国是外儒内法，至少在对待功臣上这话是对的，所有的皇帝奉行的都是防功臣像防贼一样的人性本恶的哲学思想。
皇帝必然选择有能力造反和无能力造反这个信号进行清洗，功臣们仅作出不造反的承诺是不够的。为了使自己的承诺可信，功臣们应该交出兵权，在这种行动的承诺下，功臣们丧失发动政变的能力，这样皇帝们可安枕无忧，大家也綢相安无事，历史上“杯酒释兵权”就是这一方案的经典案例。应该承认，这一方案是极好的，让很大一部分功臣丧失发动政变的能力。但对一个掌握过权力的人来说，这种政治生命的自杀却不是一件容易选择的事情。而且，对那些有极高威望的开国功臣来说，只是交出兵权仍然不可能让上头放心。比如韩信，汉朝建国之初他就被废为淮阴侯，兵权尽无，呆在长安无所事事。即使这样，韩信最后也被灭三族。又如李世民，由于唐朝实行府兵制，李世民平定天下后回到长安其实也没有什么兵权，他在长安的实力不如李建成。但是，李建成可没有因为这样放松对李世民的警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