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连以改革而著称的戈尔巴乔夫也是通过巴结领导得到升迁的。当初，戈尔巴乔夫任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委书记，那里有许多国家级的疗养院，苏斯洛夫、安德罗波夫等高级领导人常到那里休假，戈尔巴乔夫有机会和他们接触，利用各种机会讨好他们，这为他以后的升迁提供了方便。
上行下效，请客送礼达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到了戈尔巴乔夫当政时期，这种风气仍然十分严重。许多外国人给戈尔巴乔夫寄来纪念品、家传宝物、钱或贵重物品。各国为了表示对他锐意改革的敬意，纷纷制作金、银、白金纪念章和纪念币。有一次戈尔巴乔夫从韩国归来，从皮包里拿出一个装有10万美元的信封，是韩国总统卢泰愚送给他的。
固步自封：自我纠错能力彻底丧失!
领导干部终身制再加上任人唯亲，到勃列日涅夫的后期，已产生一系列严重恶果。机构臃肿、官僚作风、思想僵化都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70年代末，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和他的助手起草了一份关于经济改革的报告，引起了部分官僚特权阶层的不满和抵制。勃列日涅夫对改革冷言冷语：“改什么呀，把工作做好就行了。”结果，柯西金的助手被撤职。苏共内部自我更新、自我纠错的能力几乎完全丧失了。
到80年代初，苏联部长会议所属已有64个部，20多个国家委员会和其他一些直属机关。这些部委正副部长级干部就有800多人。黑色冶金工业部有部长一人，第一副部长三人，副部长15人，正副部长共19人。各级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文牍主义和形式主义大大发展，党政机构和人员编制大大增加。据俄罗斯社会学研究所提供的材料，当时苏联党政领导机构作的决议能得到执行的充其量不到十分之一。
特权阶层在做任何事情之前，考虑的不是国家的发展大计，而是本阶层、本人的利益，他们只关心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事情，其他事情要么敷衍了事，要么高高挂起，要么搪塞推诿，“对于任何事情都无动于衷，所追求的，用他们的行话来说，就是尽快把问题推开，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把申诉人像皮球一样踢走。”
从腐败到自杀，苏联败亡之因!
如果说腐败在世界上任何角落都存在，那苏共的败亡和腐败究竟有何关联?苏共《真理报》总编辑阿法纳西耶在《真理报总编辑沉浮录》一书中写道：苏共中央向大会所做的报告，其起草的方式、方法和顺序早就定型了，开头，永远是“资本主义总危机”;第二部分，国内情况，始终是“巨大成就”和“个别缺点”。他还回忆说：为勃列日涅夫起草文件，并不要求有什么“新思想”，更不要说有什么“独到的思想”了。只要你善于把那些早已陈旧、无人感兴趣的思想换上新的形式，找到新的表达方式，应当说就已经体现出十分卓越的“创造性”了。“我们就这样一天一天地、一周一周地、一月一月地写作、炮制、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
正是由于苏联建国之初的合法性来自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当苏共背离了这些支持它存在的原则时，便比其它任何政权更容易失去人心。一方面，当人民看到官场上贪污贿赂公行，官员们生活腐化，而新闻里却天天大谈一些毫无实际的陈词滥调时，失望之情油然而生。另一方面，特权阶层的自我封闭，使得底层人才失去了上升的可能，大批精英被无情阻隔在了政权阶层之外，难以脱颖而出。
与此同时，统治阶层的封闭必然造成近亲繁殖，越来越多的干部子弟进入权力核心，他们从能力上根本不能胜任那些重要的岗位，因此，苏共上层成为一个在体力和智力上逐渐衰落的阶层，这直接导致了苏共的执政能力和统治基础不断下降。更糟糕的是，通过裙带关系获得高位的人，完全失去了信仰，脱离群众、自我封闭、思想僵化、官僚作风……到戈尔巴乔夫时期，当这些人发现有更好的办法将个人私利最大化时，竟然抛弃了自己的政权，改弦易辙，彻底的放弃了挂在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公然将国家财富占为己有，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正如美国一个专门研究俄罗斯问题小组的负责人弗兰克·奇福德说的那样：“苏联共产党是唯一一个在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