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士周淑英被关押
在谈到1972年3月5日晚上，江青强迫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在钓鱼台17号楼审讯杨银禄、周金铭、赵柳恩(曾任江青的护士)的问题时，大家都非常气愤。周金铭说，江青审讯我们的唯一收获是叫纪登奎把周淑英抓了起来。第二天，江青把纪登奎叫到钓鱼台10号楼，向他正式下达了逮捕周淑英的命令。不久，就把小周从中央办公厅在江西省进贤县的“五七”干校抓到北京关押起来，与世隔绝了。
我说，汪东兴同志多次跟我们说，他不同意纪登奎抓周淑英，叫他冷一冷，过几天再说。纪登奎非抓不可。他说，首长(指江青)说话了，首长的指示，我还是坚决执行的。汪东兴同志说，你非要抓周淑英的话，就给我写一个条子，说明你从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抓走了周淑英，否则，将来说不清楚，纪登奎很痛快地答应了。汪东兴同志说，纪登奎的那张条子，现在还在他那里。
周淑英是当事人，她回忆说：当时叫我到“五七”干校劳动，一开始我还有点想不通。后来，我又想：劳动人民还怕劳动吗?劳动锻炼锻炼也好。我刚刚适应那里的环境，突然有一天，“五七”干校的领导通知我回北京。我到了北京火车站，一个姓姜的(中央警卫团后勤部政委姜燕亭)把我从北京站接走了，送到西郊一个地方住了下来。当时有两个女的负责对我的管理。政治局委员、北京军区政委纪登奎和公安部副部长于桑分别审讯过我。他们问我：1970年8月的一天中午，你在庐山到哪里去了?还有，某天你在上海住地拉窗帘有什么目的?这两个问题真是莫明其妙。我说我被组织上调到那里工作，是尽了最大努力的，对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始终是忠心耿耿的，我问心无愧，你们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他们没有再问别的问题。看守我的两位女同志，其中一位对我态度比较好。另一位对我不太好，她经常对我说：你要老实交代问题，不要走向党的反面。我对她说：我没有问题，你叫我交代什么?我是永远也不会走向党的反面的。我始终忠于党，忠于毛主席，忠于党中央。
那个时候，我气愤极了，悲观极了，真的不想活了。我结婚时，江青送给我两块布料，一块蓝色的，一块灰色的。我用一块头巾把那两块布料包好，给江青退了回去。我想凡是她给我的东西，一点点痕迹都不留，通通清理掉。我屋里有绳子，我不准备留在这个世界上了，想一死了之。那时我的心情坏到了厌世的程度了。不知什么原因，我退给江青的布料、头巾又被退了回来。(笔者向她解释说：汪东兴看到你退的东西，担心如果江青看到，非激怒了不可，非把你往死里整不可。因此，他把东西退给了你，也真是用心良苦啊。)当看到我退给江青的东西又被退了回来，我气极了，拿起剪刀就把布料、头巾剪了个粉碎。后来，我冷静地想了想，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应该相信毛主席，相信党中央，相信党组织。如果我死了，真的就说不清楚了，不能感情用事。我战胜自我，终于活了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