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阶平接着说：1975年康生病重，中央叫我担任康生医疗小组组长。康生去世以后，又安排我担任周总理医疗小组组长。那时，中央还成立了由叶剑英、张春桥、汪东兴等人组成的医疗领导小组。我们医疗小组针对总理的病情，经过反复认真的检查和研究，拿出治疗方案，经医疗领导小组批准以后，才能进行治疗。我们对总理的病情诊断和治疗工作，非常认真和谨慎，责任重大呀!我们尽了最大努力，但是由于他病情严重，医治无效，于1976年1月8日不幸逝世。后来，我又担任了主席医疗小组组长，我们同样尽了全力进行医治，但是很不幸，毛主席于同年9月9日离开了我们。毛主席去世以后，我被派到地下工事保护主席的遗体。有一天，汪东兴同志到地下工事检查工作，他老是对着我笑，笑得我都不好意思了。我问他笑什么，他说：你是一个好医生、好同志，但是，江青说你是个特务，真是莫明其妙。1977年，毛主席纪念堂建好后，主席的遗体转送到纪念堂，我的任务才算完成了。从那时起，我才有了到外地和出国的机会。我明白，周总理和汪东兴同志多次保护过我，我非常感激他们。
高成堂(曾任汪东兴的秘书)说：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汪东兴同志犯了错误，为此多次作检查，最后一次检查，毛主席认为他的检查可以了，原谅了他。可是江青却不原谅，抓住他的错误不放，认为彻底打倒他的时机到了。林彪、叶群摔死以后，江青说：主席身体好好的，为什么说病就病了呢?这是因为主席身边有一个林彪特务集团，这个集团的头子就是汪东兴。大约是1972年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会，会议的主题是研究经济问题。江青为了夺中央办公厅的领导权，故意转移会议议题。她在会上讲，主席身边有一个特务集团，干扰了主席的健康，中央办公厅主任该换一换了，汪东兴同志不要再兼任办公厅主任了，建议由纪登奎同志担任这个职务。汪东兴一听就火了：你给我扣这样大的一顶帽子，我不能戴。你有什么根据这样说?江青非常霸道，站起来走到汪东兴的跟前，敲着桌子，对他喊叫：不许你辩解!汪东兴讲，这是政治局会，是民主的会，只许你讲话，不许我讲话，哪有这个道理?总理说，你们不要吵了，东兴同志检讨几句嘛。汪东兴说：我检讨什么?这样大的帽子我不能戴。如果形成会议决定的话，办公厅主任我可以不当，政治局会我也可以不参加，现在主席的身体不好，我还要每天到主席那里去值班。会议休息的时候，汪东兴同志到了毛泽东的住处，把江青在政治局会上的讲话原原本本地向主席报告了。主席听了以后很激动，也很生气，眼里含着泪花，汪东兴的眼里也含着泪花。
这时，护士长吴旭君喊：汪主任，请您接电话，总理来的。汪东兴站起来要去接电话时，主席说，东兴同志你站住，你向总理说三句话：第一，你不要去参加会了;第二，我没有委托政治局讨论人事问题，没有提议在今天的会上讨论人事问题;第三，我这里的事别人无权干涉。汪拿起电话，原来是总理催促汪继续参加会议的。汪把主席的三句话报告了总理。汪刚刚回到主席的办公室，吴旭君又喊：汪主任，请您接电话，纪登奎同志来的。汪拿起电话，纪登奎就问：老汪，我什么时间去接班?汪东兴生气地说：你去问总理吧。不久，毛主席把江青叫去，臭骂了一顿。主席说：你不是说我这里有一个特务集团吗?我就是这个集团的头子!这样才使得江青的阴谋彻底破产。汪东兴同志是一位工农干部，在关键时刻头脑清醒、不糊涂、不迟钝、记忆力好，敢于大胆地在主席面前揭露江青的问题，这点很可贵，也需要很大的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