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此，沈家本在《历代刑法考》中评价古代刑讯逼供时认为，“唐代拷囚之法最有节度”。
北宋是史上相对注重人权的朝代，不仅承继了隋唐的进步做法，甚至一度曾打算废除刑讯逼供，尽管最终没有成功，但也说明了当时统治者认识到了刑讯逼供的巨大危害。明朝法律也规定：“对年老或有病的犯人不能刑讯，对于依法需要刑讯的，要使用法定刑具。使用不合规定刑具的官吏，要除名。故意讯问平民的官吏，抵罪。”清朝基本上沿用明律，直到戊戌变法后，古代刑讯制度才基本废止。
尽管历史上一些明君贤臣，在反“刑讯逼供”的斗争中，态度很坚决，成果很丰硕，一些嗜好刑讯逼供的酷吏甚至因此落马或被杀，一些千方百计抑制刑讯逼供的法律也相继出台，但由于专制加上落后的科技手段，决定了刑讯逼供仍是“重口供轻证据”的古代司法无法治愈的毒瘤。比如，明朝虽有法律规定抑制刑讯逼供，但直属皇帝的锦衣卫和东、西厂为了消灭政敌而逍遥法外，大搞刑讯逼供，造成了在那时，一个被怀疑的政敌是否有罪，不是靠事实和法律，而是被刑讯者筋骨的承受力和皮肉的敏感度。
正如一位曾因刑讯逼供被判处13年徒刑的美国警察布鲁蒂在服刑时说：“并不是我们创立的这种机制，也不是我们发明了凶狠手辣的招数。我们只是从上任那里接过来，我们是这些东西的传人。”
由此可见，即使如现代科技发达的美国，仍存在大量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刑讯逼供，因此，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对我国古代那些与“刑讯逼供”作斗争的人们致以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