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座位上站起来：“我知道要你说实话不容易，我叫人拿大杠子压你。”我知道“压杠子”是酷刑，可是我还没看见杠子，我必须坚决否认，要我说谎话也没那么容易。
我这才知道他们注意我已经很久了！他摔给我几张纸，要我写一篇自传，由六岁写到现在，写我干过的职业，读过的书，到过的地方，认识的人，怎么到台湾来的，怎么进“中广”公司的。吩咐完毕，走出小房间。那时报馆和电台已把我训练成一名快手，我毫不踌躇，振笔疾书。
不久有人送进来一碗蛋炒饭，我才发觉时间已经到了中午。事后知道这碗蛋炒饭大大有名，保安司令部每天都要约人谈话，作业模式相同，早晨把人接过来，下午放回去，中间供给蛋炒饭作午餐，“吃过保安司令部的蛋炒饭”也就成了一句暗语，一项资格。
我一口气吃完蛋炒饭，然后一口气写好自传。后来知道他们暗中观察我，见我能吃能写，一心不乱，判断我应该只是个不成熟的作者，背后没有什么秘密组织。也许因为如此，下午换了一个白白胖胖的人审查我的自传，态度十分和善。天津失陷，我进了解放军的俘虏营，他对我这一段经历并未盘诘。
他和我谈安徽阜阳一带的流亡学校，问我这个杂志看过没有，那个杂志看过没有，我都没有看过，他又问我这个剧团的演出看过没有，那个剧团的演出看过没有，我也都没有看过。他提出来的杂志和剧团都是共产党人的文化活动，这位保安官对当年“淮上”的情形很熟悉，他旁敲侧击，比刚才那人的虚声恫喝要高明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