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3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进一步落实企业投资自主权的政策措施，决定在基础设施等领域推出80个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的项目。项目包括铁路、港口等交通基础设施，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重大水电、风电、光伏发电等清洁能源工程，油气管网及储气设施，现代煤化工和石化产业基地等。会议透露，下一步将推动油气勘查、公用事业、水利、机场等领域扩大向社会资本开放。
在经济存在一定下行压力的情况下，许多人会习惯性地认为推出这80个项目旨在刺激经济增长。此前“定向降准”、核电项目投资的放开等举措，似乎也是侧证。这是过去长周期经济刺激政策带来的思维惯性。其实，“定向降准”是为了建立差异化的存款准备金制度，盘活存量资金，拓宽三农领域的融资渠道，与整个货币政策的松动没有关联;而核电项目的加码，直接效应是改善环境已难以负荷的能源结构，而不是以此来创造用投资带动增长的氛围。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是要“零投资”，弱化唯GDP论不是不要GDP。其平衡点在于：投资所产生的增长效应是否会凸显过去的路径依赖，而淹没掉深化改革这一主调。可以肯定地说，不管推出多少有利于增长的项目，政策意图都不是让改革刹车。
向社会资本推出80个投资项目，是首次以投资体制改革的名义作出的新部署，而非以增长为名作出的新举动，这已然说明了政策意图何在。从80个开放的项目来看，其实并未超出以前放开的范畴。过去在“非公36条”、“新非公36条”中多有涉及，十八大以来的政策表述中也曾多次强调。如今再次作出部署，是因为尽管政策导向十分明确，但在具体落实中仍然屡屡遭遇困境。从管理部门到领域内的垄断利益既得者，缺乏打破“玻璃门”的主观能动性，对于社会资本的进入，多只在原则上认可，而少有实质推进。对社会资本的市场准入，不必要或变相的审批依然多如牛毛。
因此，推出80个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的项目，是对投资体制改革的又一次重申，是对打破垄断格局和陈旧管理积习的又一次强调。当然，只是政策强调难以触动投资体制的核心，这在过去已多次被证明。要想松动已经固化的投资体制，进而激发经济活力，需要更加明晰的操作路线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