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情恶化后，各地受灾百姓与战争难民一起大批涌入国统区，加快了国统区社会生态的失调，国统区百姓的粮食负担进一步加重。
参战部队本身也消耗了大批粮食。民国时期，中国还没有能力构筑机动化的军事后勤体系。军队沿用的是几千年来中国军事后勤的古老方式，即包括军粮、马草甚至是兵源补充在内的军事后勤，大部分由军队驻扎省份供给，即所谓的“就地取材”，以节约运输损耗。河南境内在抗战时期，长年有数十万国民党军队驻防，这构成了压在河南人民身上的沉重负担。
从1937年抗战爆发到1942年河南遭灾，在这五年多的时间里，河南出兵出粮的数量都位列全国第一。这样的沉重负担，即使是风调雨顺，河南农民在交粮纳赋之后，也只能靠野菜杂粮勉强度日。
军队向民间的过度索取，使民间的抗灾能力已经接近于零，许多农民早已陷入破产的边缘。一旦天灾来临，饥荒的爆发也就在所难免了。
舆论在国际压力下才开始救灾
1942年10月，临近冬季，灾民死亡率急遽上升，河南省赈济会推选杨一峰等代表赴重庆，吁请国民党中央免除灾区征实配额，蒋介石拒不接见。豫籍国民参政员郭仲隗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上，痛哭着陈述河南灾情，仍然得不到积极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