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官”在历史中之所以“物稀而可贵”，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官僚体制究其根本就是一种“淘汰清官”的体制。在中国官场上，一个人道德上的善恶无法与现实“潜规则”中的利益得失相抗衡，因此自身也就很难保持清正廉洁。学者吴思在《潜规则》中一语道破了这种官场上的“潜规则”：“（中国的官员们）第一次是接受圣贤的教育，第二次则是接受胥吏衙役和人间大学的教育。第一次教育教了官员们满口仁义道德，第二次教育教了他们一肚子男盗女娼。”（《新官堕落定律》）海瑞便是这套“潜规则”的牺牲品。他在这场“无物之阵”中，到处碰壁，越是碰得头破血流，他越要通过极端的“找死”方式证明自己的清廉，最终终于走到人性极度扭曲的地步。据史料记载，明朝改革家张居正对海瑞的执政能力十分不屑，说海瑞做官有原则、有操守，但缺乏变通与灵活，因此有政德而无政绩，做应天府巡抚两年，“赋税减了三分之二”，海瑞气得骂“满天下都是妇人”。如此看来，海瑞并不一定是个好官但肯定是个清官。相对来讲，官德不佳的张居正对历史发展的贡献远非海瑞能比，
而在中国民间褒扬其人的并不多。包拯与海瑞相差无几，正史和野史资料均表明，包拯似乎也没有突出的政绩。看来，国人从古至今，对官员的评价主要看是否有政德，而对政绩并不特别看重。
崇尚清官决非坏事，但崇尚过度了，形成清官情结，就出了问题。从百姓方面来看，有过重的清官情结，就把清官理想化，把希望寄托在遇到清官上，没遇到清官自认倒霉，忍声吞气，不再拷问制度的优劣，以为有了清官一切问题都可迎刃而解。从官员角度来讲，陶醉于清官情结，认为自己做到“达则兼济天下”，过于相信自己的良知，而忽略健全完善制度机制。现代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任何一个官员即使是职位很高的官员都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除了履行自身职责，其他既不能过问，也无力过问，何况有些事情牵涉极广，成因复杂。清官情结是靠不住的，甚至是可怕的。希望我们多一些制度情结，少一点清官情结。惟其如此，构建和谐社会的步伐才会快一些稳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