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在伦敦的拜访之后，拉萨尔仍然渴望着与马克思合作办报。但在拉萨尔上一年狂热的政治活动期间马克思的批评变得更为明确。1863年5月，拉萨尔的鼓动在莱比锡工人要求参加德国工人联合会(第一个有力量的德国社会主义党)成立大会时达到顶点。大会之前11天，拉萨尔已经与俾斯麦进行了秘密会谈。尽管拉萨尔宣称他是“和俾斯麦一起吃樱桃，但俾斯麦只是吃到石头”。拉萨尔没能活到足够的寿命，以搞清他是否正确。马克思异常迅速地得出结论说，拉萨尔完全地向俾斯麦兜售了自己，并非常强烈地抱怨他剽窃了《共产党宣言》和《雇佣劳动和资本》。然而拉萨尔突然去世了1864年8月28日，他在决斗中受了致命的伤。对方是瓦拉几亚人伯爵，17岁的海伦娜窦尼盖斯的未婚夫，拉萨尔在此之前与她订婚近四个星期。恩格斯得到消息相当冷静，马克思表现了更多的仁爱。他写道
“拉萨尔的不幸遭遇使我在这些日子里一直感到痛苦。他毕竟还是老一辈近卫军中的一个，并且是我们敌人的敌人。而且事情来得太突然，使人难以相信，这样一个爱吵爱闹、非常好动、不愿安宁的人现在却永远无声无息，不再言语了。至于造成他死亡的原因，你说得完全对。这是他一生中许多次轻率行为中的一次。无论如何，使我感到痛心的是，近几年来我们的关系变暗淡了———当然，这是他的过错……
真见鬼，我们这一伙人，变得越来越少了，又没有新人增加进来。”
给伯爵夫人，他写道“您知道，关于拉萨尔去世的完全出乎意外的消息，使我多么惊讶和震动。他是我所十分器重的人之一……请您相信，拉萨尔离开我们，没有一个人不为此感到格外深切的悲痛。 而且我最为您悲痛。我知道死者生前对您来说是多么重要，他的死对您又是什么含义。只是有一点您是大可欣慰的，就是他在年轻得意时死去，象阿基里斯那样。”
与往日对拉萨尔的态度相比，马克思在这里显示了过度的慷概，但他与拉萨尔之间关系仍然是含混的，不满和憎恨总是为一种吝啬的赞美所缓解。
最后几年
在部分地恢复了健康之后，马克思感到自己是双重残废了“精神上是由于失去了我的妻子，生理上是由于病后胸膜硬结和支气管应激性增强”。他决定再去一次海滨，1882年2月，他带着爱琳娜去了文特诺尔。他的咳嗽和支气管黏膜炎仍然没有减轻。事实证明爱琳娜是一个可怜的同伴自从去年夏天俄国民粹主义者利奥哈特曼求婚以来，她一直处于神经极度衰弱的边缘。她正处于与利沙加勒解除婚约的痛苦之中，正处于自己曾有机会立足于舞台的绝望之中。当她的伦敦朋友多莉梅特兰得知了她的处境，就急匆匆地到了文特诺尔予以帮助。但收效不大。要不是多莉不能独自打发时光而对马克思说了无休无止的闲话，使马克思受到了伤害，他也不会认为女儿本应向别人寻求帮助，他还焦急地认为她不应该成为“老头子的‘护士"，成了家庭的牺牲品”。
爱琳娜当然形成了这样的印象父亲并没有觉察到她的精神重压，还认为她在由家庭负担的情况下沉于疾病。由于对爱琳娜和文特尔诺希望的破灭，小燕妮太忙于照顾自己的小孩而不能帮他，劳拉又太自私，马克思在恩格斯和他的医生的压力下屈从了，动身去了阿尔及尔。他更乐意离开伦敦，因为他感到他那吵闹的同伴恩格斯难以忍受。马克思在阿尔及尔一家可以俯瞰海湾的小旅店中度过了孤独的两个半月。这个季节格外地寒冷而潮湿，他的“思想大部分沉浸在对我的妻子——她同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一切是分不开——的怀念之中”。他给恩格斯和女儿们的所有信件都写满了自己健康的详细情况和天气状况，在他逗留的最后一段时间里，天气变得非常热，以至于他不得不去理发剃胡须。他的信开始出现拼写和语法错误——这是由于燕妮的死和他患病而导致“记 忆力不断衰退”的结果。1882年5月，马克思离开阿尔及尔，去了蒙特卡洛 ，在那里呆了一个月，然而他的胸膜炎和支气管炎没有丝毫减轻的迹象。
6月6日，他去了阿尔让台，接下来的3个月与小燕妮在一起，在“孩子们的喧闹”中寻找宁静，这一“小小的微观世界”比“宏观”世界有意思得多。但是，小燕妮的家庭根本不能给他提供他想要的宁静。小燕妮9月中要生一个小孩，并且得不到丈夫的帮助。她痛苦地责备她的丈夫龙格除了有一点时间在家睡觉外，其余时间他都全身心地投入到巴黎的政治活动中，而马克思认为他的这些活动和拉法格一样是白费力气的。龙格还缺乏头脑地邀请罗伊(《资本论》的法文译者)去阿尔让台，由于马克思对其人才能的看法，这自然导致了极大的尴尬。
1882年夏天，马克思家庭的其他成员迁移到了巴黎琳蘅6月份过来照顾小燕妮，爱琳娜和劳拉也很快随之来了。劳拉还在伦敦的时候，马克思 曾写信告诉她，当他9月份去瑞士的沃韦(Vevey)时，这“成了你的义务——作山谷老人的旅伴”。劳拉答应了，在那里马克思答应给她所有关于国际工人协会的材料，以写国际工人协会的历史，并提出她承担把《资本论》译成英文的工作的可能性。他们在小燕妮生下她惟一的女儿之后回到了阿尔让台。与和劳拉之间的关系完全不同，爱琳娜与小燕妮相处很好，并在阿尔让台发展了她在伦敦完全蛰伏了的才能。而她也在8月底离开，带着小燕妮的大儿子琼尼回到了英格兰，在那的好几个月里，她对孩子严格管教，就像他的第二个母亲。
从瑞士回来，马克思就感到他不能再给小燕妮增加负担了，于是回到了伦敦，想独自一人在10月底再一次到文特尔诺去。在他离开的前一天晚上，他感到自己的健康稍有好转，于是坐下与恩格斯喝浪姆酒，直到凌晨一点。在怀特岛上，他长时间地漫步在那开阔的高地上。日益增强的孤独感使他请 求劳拉过来和他住在一起。现在只有非常偶然的时候年老易怒的马克思的热 情才会点燃———例如当他突然被告知他的理论在俄国获得了成功，他激动地 说“我正在打击那个与英国一起构成旧社会的真正堡垒的强国”。在 此期间，在阿尔让台小燕妮的状况日益恶化。早在4月初时，她就一直遭受痛苦的折磨，似乎一直都是膀胱癌。除了一个只会朝她叫嚷、根本帮不了什么的丈夫之外，她还有四个小孩需要照顾。她的婆婆因龙格家庭的债务而责备她，并不停地敦促她出去工作。当拉法格一家1月初来看她的时候，看到她“沉没于噩梦幻梦击溃的麻木之中”。她不久就神志昏迷，于1883年1月11日去世，年仅38岁。这件事要由爱琳娜来通知她的父亲了。她写道“我经历过不少伤心的事情，但还没有像那次那样伤心过。我感到我正把死刑判决书带给我父亲。在漫长的路途中，我忧心忡忡，绞尽脑汁地想如何把这个消息告诉给他。但是不需要我说，我的表情背叛了我。摩尔马上说‘我们的燕妮死了"” 。
马克思被他的“第一个孩子，他最喜爱的女儿”的死彻底击垮了，他回到伦敦，就去世了。 一回到伦敦，由于喉炎而导致的音哑就使马克思不能多说话了。琳蘅为他做了最可口的饭菜，努力恢复他的胃口，并不停给他洗芥末澡来让他冰冷的双脚暖和起来。他一天喝一品脱牛奶，四天喝一瓶白兰地。他轮换着阅读出版商的目录(当他感到情绪低落的时候)和法国小说(当他的智力兴趣产生的时候)。肺部的溃疡使他的支气管炎恶化了。2月底，由于东北风不断带来的霜雪，他被限制在自己的房间里。3月10日，恩格斯对劳拉说，医生认为马克思的健康实际上稍微有所好转，并说如果他能熬过下两个月，一切都会好的。13日早上，他喝了葡萄酒、牛奶和汤。但当恩格斯按照每天一次的惯例在下午拜访他的时候，看到了他很害怕看到的一幕“……全家都在掉泪似乎快到临终的时刻了。我就询问了情况，想弄清原因，进行安慰。先是少量出血，接着体力就立刻衰竭了。我们那个非常好的老琳蘅看护他要胜过任何母亲照顾自己的孩子，她走上楼 去，立刻又下来了，说他处在半睡状态，我可以跟她一起上去。当我们进去的时候，他躺在那里睡着了，但是已经长眠不醒了。脉搏和呼吸都已停止。在两分钟之内，他就安详地、毫无痛苦地与世长辞了。”
马克思表达了对资产阶级社会的蔑视和他的国际主义，他去世了，没有遗嘱，没有国籍。他的文字由他的女儿们和恩格斯进行了详审，之后，由德国社会民主党和莫斯科共产主义者分别保存。1883年3月17日，马克思被葬在海格特墓地。他的墓地在公墓远远的一个角落里，没有人好好照管，直到1956年，才树立了一块盖着铁铸顶的巨大的大理石作为墓碑。
今天的马克思
为了理解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必须剥去很多历史的外壳。因为马克思的思想被很多不同的解释所遮蔽，并被用于证明很多不同政治类型的合理性。我们怎样评价这个幽灵在当今世界中的重要意义呢在马克思去世之后的一个多世纪里，马克思的思想中有什么样的启示(如果有的话)提供给我们呢当然，从马克思写作的时代以来，世界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马克思的时代是蒸汽动力和电报的时代。对他来说，最大的变化就是，他在先前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所实际知道的那种传统手工业者，正被不熟练的或半熟练的工厂工人(即现代真正的工人无产阶级)所替代。马克思去世一个世纪后，工人无产阶级正处于分裂中。在西方，它正失去自身的特点。集成电路 使得白领工人替代了蓝领工人，并带来了长期的结构性失业。这种集成电路把他们从工厂、制造厂或者工矿中赶了出来。马克思、列宁所知道的生产方式变化非常迅速。到20世纪末，工厂工人的比例将极大地降低，技术和专业工人的人数将上升。在工业社会里，同样的技术进步已经赋予非个人化的国家以巨大的、令人惊恐的干预和控制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