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传志与王石，两名在1984年开始创业的企业家，经历激荡的30年后，“秉烛夜谈”回首来时的路，他们经历了什么、感悟了什么，又期待什么?
4月20日晚，在“2014年中国绿公司年会”上，两位企业家开启了一场以“死亡”为起点的对话。
关于死亡
王石：没有死亡就不可能有生命
王石：1983年到深圳，在创业的开始，当时不会考虑死亡，考虑的是如何改变自己生活方式，再去努力。经过努力，十几年之后，1999年我辞去了总经理职务，开始登山。很多人很纳闷，作为一个企业家，为什么不务正业去登山。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想说的是，正因为登山，使我能面对死亡，这是我登山最大的收获。
人生就是一个过程，从生命到死亡，如果没有死亡不可能有生命，如何面对死亡，态度截然不同。正因为登山，进山之后，甚至都不知道明天一早，还能不能活在这个世界上，这样的经历，使你必须考虑原来回避的问题，如何面对死亡。
既然人生是一个过程，应该接受你的年老，接受你年老的时候所处的一种状态，就是人生才是完美的，我们不能回避。不管怎么说，生命有限，一定不断地新陈代谢，好在一个企业成长不是靠某一个人，而是靠一代一代的人。
柳传志：我特别希望年轻人知道挨饿是什么滋味
柳传志：我常说一句话，挨过饿的人和没挨过饿的人吃红烧肉的滋味是不一样的。我和王石属于挨过饿的人，白岩松也多少挨过饿，所以在一起说话的时候有共同语言。我特别希望年轻人知道挨饿什么滋味。现在好像年轻人觉得一切都是天生的，我就怕这个。
1944年我父亲在上海和我母亲抱着我回镇江老家，在火车站要给日本兵鞠躬那种尴尬和心理状况，我记得很详细。当要把我们以前遇到的事告诉后代，他们愿意不愿意听，其实我心里对这个事还是很紧张的。
我三年前访问俄罗斯，到彼得格勒看陈列室，有一个苏联人帮助中国人抗战的一个房间，而那个小房间里，更多的是日本人跟中国人打仗镜头，不是打仗，是屠杀。所以看了以后心里非常窝囊，回国以后，我到了腾冲一趟，看看在腾冲的一场胜仗解气，实际上也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最近在参考消息上，看到刘亚洲将军写的《甲午的殇思》，讲甲午战争以后中国人怎么败下来，我觉得说得非常深刻。后来我在我们公司内网上写，如果中国50%爱看刘亚洲的文章，中国人还有希望，中国人还有血性。因为中国经济，不管再怎么富裕，如果真是人心散乱，没有信仰、没有追求，中国在世界上立不住脚。
关于股份制改革
柳传志：我不会当褚时健
柳传志：联想创业的时候，中科院拿出20万元，一下子把联想国有化。但那个钱是计算所所长小金库的钱。所以，当时有机会赖账。如果我们把那个钱，第二年还给所长的话，什么事都没了。
但是我们不能那么做，我有几次等于完全伤了所长的心，万一做坏了，所长肯定20万等于赔了，白扔了。另外我们这些人开的工资什么，跟所长这么定的;我们挣的钱，交给所里，然后所里再发工资给我们，让大家觉得这些人还是计算所的成员。计算所创业其实是让大家军心稳定。
北大、清华的一些公司后来都没有像我们这么顺利改制，有各方面原因，但像我这个位置的人没有积极争取，也是一个原因，我是明着争。后来有记者问过我，假定当时科学院周院长不同意给你35%，你会怎么做?我当时认真地想了我当时的思想状况和觉悟程度，今天觉悟程度也一样，我觉得这事不合理。当时50岁，我会一分钱不带，干干净净，另办公司。
我觉得不合理，我公开去谈，我不会一直这么干，但也不会搞底下做什么事，最后像褚时建先生那样，那我不干。
王石：必须股份制
王石：万科创业者创业4年后，创建净资产1300万，我也是像柳总这样，主动地向政府说数，怎么办?1300万，我说是我的，牌照是国家，说是国家的，国家没有投一分钱。最后四六开，60%作为国家股，40%作为企业股。
这样来讲，这一年奠定了当时国营公司向市场经济转化当中，必须首先进行一个产权的界定，进行股份制。
关于工作：
柳传志：2015年联想控股将整体上市。
王石：做公益确实有点囊中羞涩。
关于新生活：
柳传志：工作量剩20%就很舒服
柳传志：2015年，联想控股将会整体上市。如果联想控股整体上市后平稳运行两年，我的职业生涯就面临一个很好的句号，不再跟王石玩了。
上市后两年内平稳运行，我就画句号;如果不平稳，不管出什么事我还是会奋不顾身。
我有很多喜欢的东西，别以为我喜欢天天坐在阳台上，花极多的时间在工作上。工作量剩下20%，其他时间让我自由，我觉得更舒服。
王石玩够了，又是爬山，一边干活一边折腾，我等画上句号再折腾比较好，不会像王石那样开辟新生活，我没那个本事。
王石：72岁再登珠峰
2003年，我登上珠峰之后，媒体把我誉为中国年纪最大的登珠峰的人，我非常不以为然。我要比的是国际上，当时全球记录是61岁，我52岁算什么。而在我登顶同时上去一个日本人，那一年71岁。所以当时，我已经把我暗暗定住，72岁再次登珠峰，一定超过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