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恩街的生活
匆匆阅读马克思的信件，会给人这样一种印象马克思的家庭困难主要归因于他们生活在最为贫困潦倒的境地之中;马克思本人关于他缺少资金的描述好像可以证实这一点。1852年似乎是最为糟糕的一年。2月，“一个星期以来，我已达到非常痛快的地步因为外衣进了当铺，我不能再出门，因 为不让赊账，我不能再吃肉”。同月，燕妮写道“这一切是如此令人 苦恼，以致需要他的全部精力……才能坚持这种每日每时的斗争”。4月，马克思不得不借钱安葬他的女儿。10月，马克思为了买报纸而不得不典当了他的大衣;12月，他在一封给克鲁斯的信中写道(附了他的《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如果你们考虑到，小册子的作者因无裤子和鞋子而被囚禁在家里， 他的一家人过去和现在每分钟都受到 确实极端贫困的威胁，那末你们是能够赏识这本小册子的幽默的。”
第二年的抱怨就没有这么多了，但仍然“有些在当铺里的贵重物品必须办续当手续，否则就赎不出来了。现在连买最迫切的必需品都没有钱，续当当然是办不到的”。10月份，“债务自然大大增加，以致一切最必需的东西都送进了当铺，全家穿得破烂不堪，家里已经十天没有一文钱了” 。当铺对马克思一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机构。但它也曾是忧心之源马克思试着当掉了燕妮家的一些有着阿盖尔郡图饰的银器。典当商认为这很可疑，就通知了警察，以至于马克思在能够证明自己的诚实之前，不得不在监狱中度了周末。1855年夏，马克思和他的家庭采取了较为激烈的行动，隐退到坎柏威尔伊曼特的家中，这部分是躲避弗罗恩德医生，他正在因为一笔未付的账单起诉马克思;马克思从9月到12月出于同样的原因在曼彻斯特恩格斯那里匿居。
然而，对马克思收入的认真考察会给人以这样一种强烈印象，即他的困难与其说来自真正的贫穷，倒不如说是希望保住面子，并且不会节用资金。这自然是人们意料之中的，因为马克思未曾管理以前收到的和60年代又收到的一笔笔大数目的钱财。一到达伦敦，马克思就完全准备好了在切尔西租一套房，那里的房子非常贵——是他最后从第恩街搬出来时所付房租的两倍多。《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的失败最终导致了他一贫如洗。他把自己的金钱大量投入到了杂志的运行上，但实际是一无所获。1850年10月，他不得不请求魏德迈卖掉所有的银器(除了小燕妮的一些物件)，这些银器是他的妻子曾在一年前为了买她到巴黎去的路票当掉的。幸运的是有几个慷慨的朋友。简单算起来，在这年收到《纽约每日论坛报》 ① 的第一张支票前(这年他的收入大概是最低的)，马克思似乎至少收到了150英镑的馈赠。(由于这只是保留下来的信件中提到的，因此其总数很可能还要更高些。)资助的来源是多方的主要援助者是恩格斯和马克思的科伦朋友们(经由丹尼尔斯);维尔特和拉萨尔也给了一些;燕妮的表兄弟给马克思寄了15英镑; 弗莱里格拉特给了马克思30英镑，这些钱是他说“党派急需” 从“一些 愿意支持我们事业的朋友那里”搞到的。马克思说这些帮助纯粹来自于他亲密的朋友。正如燕妮所说“我的丈夫在这方面是一丝不苟的，他宁愿牺牲所剩下的一切，也不愿过那些……民主派的乞讨生活”。的确，他甚至拒绝了拉萨尔帮助举办一个公众捐助活动出版他的经济学著作。50年代初，居住的花费实际在下降，150英镑对一个有三个孩子的中层偏低的家庭来说应该是完全足够了。弗莱里格拉特的家庭境况和马克思相似，他一年挣不到200英镑，还自夸说他从来没有“缺过美味的肉排” 。
到1852年为止，马克思经济状况得到改善，因为他作为《纽约每日论坛报》的驻伦敦记者有了一份固定的收入。虽然1852年时还不多，但1853年就达到80英镑，1854年超过160英镑。1855年和1856年，来自《纽约每日论坛报》的收入下降了，但马克思1854年底开始给《新奥得报》写通讯，每年大约50英镑。这种情况下当然由恩格斯来弥补;而如果细心管理的话，本来可能会有一个过得去的生活(到1856年为止他得到了几笔大数目的金钱)。但马克思不会管理钱财。例如，在答应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定期撰稿后，他几个月都完全不知道该报付给他报酬的情况。至于他这些年文字方面最大的 成功——他反帕麦斯顿的告文最一开始就卖出了15 000份，并印刷第二版，但他未设法取得一个便士。经济方面不能帮助提升家庭精神，而可以保持家庭精神的必然是保持面子。他1852年给恩格斯写道他的困境，他说这些并不重要，不过担心“这种困境总有一天会弄得出丑”。同年，他写道了维尔特的拜访“……在处境十分狼狈的情况下，身边却有一个如此文质彬彬的绅士，而且还必须把最羞于出口的事情瞒着他，这是很痛苦的”。1854年，燕妮去 特利尔，这样，“她又需要一些新的装备，因为妻子自然不能破破烂烂地去特利尔”，所以马克思花了几大笔钱，这自然使马克思的债权人感到十分愤怒。
1856年5月，燕妮从苏格兰一个伯父那里继承了大约150英镑，接着她和孩子们到特利尔看望生病的母亲，母亲7月份就去世了。她9月份带着继承的120英镑返回伦敦，这笔钱使家庭得以离开“那饱含着我们所有欢乐和痛苦的令人忧伤的可怕的房子”，“满怀喜悦地搬到了浪漫的汉普斯泰德荒阜 脚下的一套小房子，这里离可爱的樱草山不远。当我们第一次睡在我们自己的床上，坐在我们自己的椅子上，甚至有一间储藏室放一些洛可可式的家具或者小古玩的时候，我们真正地感到我们像是生活在一个神奇的城堡中”。 格拉弗顿切9号的房子，马克思以一年36英镑租了下来。这是一套狭小的平顶房，地上有3层，1个地下室，共8间。它在一个未来几年内将会完全建成的新牌发展区中，距离市中心3英里。所有的钱都用于还旧债，布置新房子。马克思很典型地又没有足够的钱付第一季度的房租了——这预示了要来临的困难。
马克思与拉萨尔
拉萨尔离开马克思家的当天，税收者和大部分店主都来威逼马克思，如果他不还债，他们将马上采取报复行动。拉萨尔注意到有些地方不对劲，就说在年底以前借砜怂5英镑，马克思也可能得到更多，但要有恩格斯的担保。马克思在他的名下开了一张60英镑的支票。然而，拉萨尔希望首先确信恩格斯同意了，这激怒了马克思，以至于11月份写了一封粗率的、半
是致歉的信“我认为我们友谊的基础牢固得足以经受住这样的打击。我坦率地承认，我象是一个坐在火药桶上的人，让环境来支配自己，而一个有理智的动物是不应该这样做的。但从你那方面来说，对我采取的那种态度无论如何不是气量很大的，而是象一个法官和检察官那样，利用我宁愿给自己脑门上打一发子弹的这种心情来对付我。总之，我希望，‘不管这一切"，我们原来的关系不至于冷淡下来。”但从此之后通信就中断了，虽然拉萨尔仍然继续给马克思寄来他的许多作品。
1864年4月，拉萨尔说他两年来一直没有给马克思写信，他们的关系“因为金钱上的原因”变得紧张。但马克思把关系中断归因于拉萨尔的政治观点——这是更大的原因。60年代初，德国的繁荣造成了强大的自由主义势力，这大大减弱了反动的力量，而这种力量曾在整个50年代统治着这个国家。这种对立由于拒绝州议会对军队改革必要的预算进行投票而达到顶点，这一拒绝做法导致了1862年5月的选举。拉萨尔努力地参与竞选活动，激进派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伦敦逗留期间，拉萨尔希望得到马克思对于他纲领的支持，这是关于普遍选举和州政府对工人合作团体的补助费的纲领。除了他的激进主义，拉萨尔还在很多方面是一个带有黑格尔旧国家观的黑格 尔派;他从来也没有经历过青年黑格尔派的那种心灵痛苦的世俗化的经历。因此，他的提议根本不会为马克思所接受。
马克思把对拉萨尔的态度在他去世后给恩格斯的两封信中作了总结。最重要的是，马克思认为任何对当局帮助的依靠都会削弱无产阶级掌握政治权力的斗争。拉萨尔的思想，以马克思看来，不是建立在一种清晰连贯的经济学理论之上，它是与封建主义的一种妥协，“而工人阶级理所当然地必须是真正‘革命的"”。在很多方面拉萨尔比马克思与德国的现实有更为切近的接触，因此可能会正当地宣称马克思过高地估计了普鲁士资产阶级革命的潜在能力，而他自己的纲领代表了无产阶级运动前进的惟一正确的方向。同样，马克思反对在德国进行普遍选举的思想，拉萨尔没有吸取法国路易拿破仑处理这一政治体制上的教训。他还认为拉萨尔没有足够地把自己置于德国以前工人阶级运动的基础之上(尽管实际上他的很多合作者都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前会员);拉萨尔的政治鼓动缺乏国际主义的维度。最后这个判断当然是合理的拉萨尔从 来没有在德国之外居住过，他的理论和他的实践都严格地局限于德国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