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刘廷琛弹劾资政院时很犀利地说，资政院“使朝廷避专制之名，议院行专制之实。议决案件，必要求政府实行，是神圣不可侵犯，不在皇上而在议员”(《国风报》第一年第三十三期)。谁能代表人民，谁就能“神圣”，谁就能掌握最高权力，这是很自然的。所以《大公报》反过来批评刘廷琛说，“区区以国民公仆之刘廷琛，而胆大于身，公然敢参我神圣不可侵犯之资政院，已足骇人听闻矣。”(《大公报》1911年3月1日)“君主神圣不可侵犯”说起来好听，实质上是用议院剥夺了君主的权力和神圣性。
立宪派的第三招是“万世一系”。中国人本没有“万世一系”的观念，日俄战争之后，立宪胜于专制的思想开始深入人心，同时，日本天皇“万世一系”的历史也成了说服中国皇帝答应立宪的诱饵。
1904年，出使法国大臣孙宝琦上书政务处奏请立宪，说日本天皇“万世一系”，所以，“立宪政体者，实所以尊君权而固民志”(《出使法国大臣孙上政务处书》，《东方杂志》第一年第七期)。孙宝琦的这次上书在立宪派中激起很大反响，但政务处并未予以转奏。到了1905年，慈禧召见端方，端方向慈禧鼓吹立宪，慈禧说：“立宪如何?”端方说：“立宪则皇上可世袭罔替。”慈禧一听，乐了，说：“吾今乃闻天子亦有世袭罔替之目。”[《戊戌变法》(四)，第313页]
慈禧同意了立宪，后来立宪派“得寸进尺”，又拿“万世一系”当诱饵。张謇在奏请清廷速开国会成立责任内阁时说，“万世一系”，“我中国历史之所从无”，而“立宪国何以能之”，那是因为有国会有责任内阁，所以，中国要设立国会成立责任内阁[《张季子九录(政闻录)》，第154-155页]。
“万世一系”和天长地久海枯石烂一样，是需要精心去维护的一个极其脆弱的东西。然而，立宪派所想的，不是怎么去维护它，而是想通过甜言蜜语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一旦清廷不遂人愿，立宪派中的大多数人，包括张謇在内，对“万世一系”的海誓山盟早就忘得一干二净。
在君主专制制度下，立宪派想要搞立宪，必须借助君主的力量。武昌起义之后，梁启超见君主立宪无望，多年的努力付诸东流，恨恨地说：“但使立宪实行，政权全归国会，则皇帝不过坐支乾修之废物耳。”(《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5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而康有为在武昌起义后仍寄情于君主立宪，只是换了个说法，叫“虚君共和”，并说：“虚君者，如存一神以保虚尊，如存一庙以保香火，名为皇帝，实不过一冷庙之土偶而已。盖仿英日之制以息争焉。”[《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第151页，中华书局，1992年]这多少也道出了从前立宪派对君主立宪的真心话，“虚尊”、“土偶”之语，在本质上与“君主神圣不可侵犯”没什么不同。所以，要说在清末立宪中，是谁在欺骗谁，又是谁欺骗了谁，这岂不是一目了然吗?
立宪派咄咄逼人地指责清廷是“假立宪”，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清廷腐败无能的不满;而能让清廷“欺骗”的罪名臭名远扬，那是因为清廷失去了控制力，而立宪派则掌握着舆论。至于立宪派为什么要去欺骗清廷，与其说是他们乐意这么做，不如说是他们只能借助专制皇权去推翻专制皇权，别无他法。立宪派对清廷的欺骗，并不是某个个人或团体的阴谋或阳谋，而是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造成的。而且，当某种舆论一旦成为了潮流，很多跟着潮流头头是道的人往往自己也真假不辨，更不用说“欺骗”清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