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这几份奏折是由立宪派的梁启超、杨度等人捉刀代笔的，这在当时的东京“已经是公开的秘密”。而这几份报告，要么是信口雌黄，要么是有意欺骗。“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谁能保证立宪真有这样的效果?事实上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后短短几年，皇位就倒掉了，何来的“皇位永固”?而载泽的密折中还有“君主立宪”可以“巩固君权”之语，并以日本为例，称“凡国之内政外交军备财政赏罚黜陟生杀予夺，以及操纵议会，君主皆有权以统治之”。这些话如果真是出自立宪派之手，那绝对是赤裸裸的欺骗。而清廷在怀着“皇位永固”和“巩固君权”的美梦答应了立宪之后，很快又被立宪派精心炮制的一个个糖衣炮弹忽悠得找不着北。
立宪派糖衣炮弹的第一招是“君主不负责任”。梁启超说：“立宪政体，以君主不负政治上之责任为一大原则，其所以示别于专制政体者，惟在此点。”(《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六，第55页)立宪派说，立宪政体就是君主不负责任，君主不负责任好啊，人民不会怨恨君主，君主地位不会有任何危险。其实“君主不负责任”对君权的削弱，孙宝瑄早就说得很明白，“留一尊严不可犯之君，使为一国之代表，而阴削其权，归之于相，故相负责任，而君不负责任也”[《忘山庐日记》(上)，第58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阴削其权”的“阴”就是表面上说得冠冕堂皇，暗地里则给你使绊。
国会请愿运动中，清廷屡次下旨拒绝请愿，立宪派说，“君主不负责任”嘛，谕旨经过大臣署名，都是大臣的责任，然后公然对清廷谕旨进行猛烈批判。从前不搞立宪的时候，哪里有人敢于质疑清廷谕旨。现在立宪了，君主不负责任了，发的谕旨却被批得七荤八素。
立宪派的第二招是“君主神圣不可侵犯”。“神圣”一语，是立宪派鼓吹立宪时的口头禅，可是实质上，所谓“神圣不可侵犯”，在立宪派看来就是你是老大你靠边站，不要插手世俗事务。孙宝瑄说：“盖惟君是神圣不可犯，又不负责任，而议会专与内阁对待，于是国政有失，人民可与宰相抗争，较论是非，而天子不与焉。”[《忘山庐日记》(下)，第1230页]这一观念也是立宪派约束君主的一道紧箍咒。
资政院弹劾军机案中，资政院要求清廷撤销军机处，成立责任内阁。载沣下了一道硃谕，不答应，并特意不经大臣署名，表示由“君主负责任”，不和你们玩“君主不负责任”这一套。硃谕一出，资政院大哗，立宪派也大哗。议员刘春霖在资政院会议上很不客气地说，“本员昨日看这硃谕，似监国摄政王于立宪政体没有十分研究”，还说，“立宪国君主本立于安荣地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摄政王要是知道，又岂有不愿就安荣的道理呢。”(《资政院议场会议速记录：晚清预备国会论辩实录》，第405-406页，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神圣不可侵犯”不是无条件的，君主想要“神圣不可侵犯”，就应该“就安荣”，“就安荣”就应该靠边站。
在中国传统中，君主的神圣性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君主是“人民”的代表，君民是一体的;另一方面，君主掌握着最高权力，“帝王的神圣性与权力的神圣性是一体的”(刘泽华：《从“天王圣明论”说“权力神圣观”》，《炎黄春秋》2011年第六期)。而自从鼓吹了“君主神圣不可侵犯”，君主从前拥有的两方面的神圣性都没有了。以前君主是“人民”的代表，现在议院才是人民的代表;以前君主掌握着最高权力，现在在立宪派“君主神圣不可侵犯”式的制度假设中，君主毫无实权，掌握最高权力的是议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