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中，与其说是清廷欺骗了立宪派，不如说是立宪派欺骗了清廷。清末立宪中，清廷本来就是被动的一方。立宪派说立宪好，清廷就搞预备立宪。立宪派说预备要有年限，清廷就搞九年计划，定于1916年成立国会。后来立宪派说要马上开国会，清廷这回没答应，立宪派便纷纷指责清廷假立宪欺骗人民。可是，清廷从来就没答应过马上开国会，欺骗之说又从何而来?
清廷说“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的时候，对“大权”与“舆论”之间的和谐统一寄予了良好的愿望。可是掌握着舆论的立宪派动不动就拿“庶政公诸舆论”要求清廷按他们的意旨行事，一旦不从，就指责对方“假立宪”。“大权”与“舆论”冲突得水火不容，完全出乎清廷的意料。而且，确确实实是立宪派先拿“舆论”当进攻武器，清廷才被迫拿“大权”当挡箭牌。况且清廷说的是“庶政公诸舆论”，而不是“庶政决于舆论”，其是非暂且不论，但清廷要求控制“大权”的意思说得很明白。欺骗之说又从何而来?
资政院弹劾军机案，清廷以为“议院得自由弹劾而无强政府以必行之权”，这才叫“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东方杂志》第五年第一期)。立宪派以为“权之云者，谓夫合全国人民之意也”，而资政院“即为全国代表民意之机关”(《申报》1910年12月21日)，所以，清廷的“大权”必须按照资政院的意思行事。弹劾军机不成，立宪派又纷纷指责清廷“假立宪”欺骗人民。其实双方各执己见，欺骗之说又从何而来?
皇族内阁成立后，立宪派又指责清廷“假立宪”，说“皇族不掌政权，为君主立宪国唯一之原则”(《联合会呈请代奏明降谕旨另简大臣组织内阁稿》，《国风报》第二年第十三期)。立宪派口中的“立宪国唯一之原则”是个万能标签，当他们要求颁布宪法时，会说有没有宪法是“立宪国唯一之原则”;当他们要求成立国会时，会说有没有国会是“立宪国唯一之原则”;当他们要求成立责任内阁时，又说有没有责任内阁是“立宪国唯一之原则”。现在，这一标签又贴到“皇族不掌政权”上了。
可是，在皇族内阁成立之前，立宪派主张皇族不入内阁的言论虽然也有，但说的不多，更加没有上升到“立宪国唯一之原则”的高度。身为皇族的奕劻出任总理大臣，是立宪派预料中的事，他们也并没有从皇族不能入阁的角度表示强烈反对。所以，皇族内阁遭到强烈谴责，并不是因为违反了“立宪国唯一之原则”，而是因为内阁中的皇族和满族实在太多了。
皇族内阁的成立，与其说是要“假立宪”，不如说是清廷对权威丧失的恐惧，反映的是执政者的虚弱和稚嫩。到了清末，清廷中人才凋零，政府越来越腐败，而立宪派则人才辈出。以清廷的涣散、分裂和腐败，去欺骗充满热血、气势汹汹的立宪派志士，恐怕是太过高估了他们。从一开始就嚷嚷着被骗了的精明人，肯定不会吃亏，反倒是被骗了还帮人数钱的，那才是真被骗。在清末立宪运动中，清廷可谓不知不觉中被立宪派耍得晕头转向。
清廷之所以决定立宪，五大臣出洋考察归来后的报告很重要，而其中最重要的两份报告，一份是载泽的《奏请宣布立宪密折》，一份是端方的《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这两份报告极力鼓吹立宪的好处。载泽的密折中说，立宪“利于国利于民”，还提出了著名的立宪三大利，“一曰皇位永固”，“一曰外患渐轻”，“一曰内乱可弭”。端方的奏折猛批专制，说专制“则君主危”，一旦立宪，“君常安而不危”，“不仅常安而不危，且神圣不可侵犯之权亦载入于宪法中”。满纸的甜言蜜语说得慈禧终于动了心，决定实施预备立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