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使从成都回来后告诉我们说，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主要讨论了如何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和恢复中越正常关系问题。关于柬埔寨问题，双方着重商谈越南撤军后，柬埔寨的临时权力机构最高委员会的组成即权力分配方案。中方提出该委员会由13名代表组成，除西哈努克任主席外，金边政权出6名代表，抵抗力量方面由民柬(红色高棉)、拉那烈和宋双三派各出2名代表，共6名代表。对中方这一方案，阮文灵表示可以接受;杜梅认为，西哈努克本人也属抵抗力量，这样双方代表的比例为6比7，抵抗力量多了一个席位，估计金边方面接受起来会有困难;范文同则说中方的方案既不公平，也不合理。最后，越方同意按中方提出的方案去向金边方面说服工作。
关于中越关系，双方都本着向前看的态度，没有去翻老账。两国领导人都同意本着"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精神，谱写中越关系的新篇章。会晤结束时两国领导人签署了"会谈纪要"。江总书记还意味深长地引用了清代诗人江永的两句诗:"渡尽劫波兄弟在，相见一笑泯恩仇。"当晚，阮文灵激动地写了四句诗:"兄弟之交数代传，怨恨顷刻化云烟，再相逢时笑颜开，千载情谊又重建。"成都会晤一年后，1991年11月，越共中央新任总书记杜梅和新任部长会议主席武文杰访华。两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公报、宣布中越关系实现正常化。1999年2月，中越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确定了新世纪两国关系的发展框架，简要说来就是"长期稳定、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全面合作"16个字。
1979年的世界还是个冷战的世界，当时的苏联和美国两大超级大国对立，形成东西方阵营。中国自命为第三世界弱小国家的代言人，但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力还远不足以与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匹敌。相反，由于中苏交恶，苏联又拼命拉拢中南半岛小国越南，从战略上对中国形成了一种合围的态势。
在苏联的支持下，越南开始在中南半岛扩张势力，推翻柬埔寨的红色高棉政权，试图建立印度支那联邦。这当然为中国所不能容忍，北京政府当时是支持红色高棉政权的。越南越来越疯狂的排华活动更是火上浇油，使中越边境越来越充满火药味。
1979年1月27日，即邓小平访问美的前一天，塔斯社报道了大批中国军队向中越边境集结，并对此表示关切，其他国际舆论的报道也对此作出种种分析和猜测。与此同时，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发表了《北京对河内发出战争声调》的文章，说有迹象表明，中美关系每发展一步，亚洲尤其是东南亚局势就变得更具有危险性。在这个时候，邓小平并没有取消他的访美行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