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木貞夫
把二十八名被告分为以上八类并不是绝对准确的，因为在这些人的长期活动中，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很复杂的，多种多样的，并不限于一格。上述划分只是就他们长期的复杂的活动中最突出的重点而作出的。同时，从这八类的分法之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检察处之所以把他们列为第一批起诉的对象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因为他们在全部日本对外侵略战争中不但是主要的人物，而且是有代表性的人物。苏联派到远东国际法庭的陪席检察官高隆斯基在1947年3月27日关于“日本首要战犯的审判”的一次讲演中把东京被告战犯们分为五类，即(一)国务总理大臣;(二)军事要人;(三)外交要人;(四)财政经济要人;(五)日本帝国主义思想家。他把宫廷重臣木户幸一侯爵列于五类之外而独自成为一类。这虽不失为一种可行的分类法，但是它的毛病却是在各类战犯的数字上太不平衡。被告中可以列入“军事要人”一类的要占半数以上，而其他各类却只能有二三人或三四人。此外，把许多“军事要人”笼统地划为一类也不易表现他们各自的特征和罪责重点之所在。因此，我们不采取高隆斯基的分类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