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有托匪呀!大员们深信不疑，决定再抓曹广善。
正在地委等侯分配工作的曹广善，没想到等来一场厄运，糊里糊涂被推进审讯室，脚未站稳，劈头盖脸就是一顿皮鞭抽过来，曹广善就这样被活活打死。
死一个“托匪”算什么?白某从未对这种酷刑逼供的法西斯作风说一句反对的话。可悲的是，苏鲁豫区委的其他大员们也未能制止王须仁的行为，甚至还夸奖他“肃托有办法”。然而，他们谁也没想到，几天后，这一场极其恐怖的肃反竟会肃到自己头上!
而魏定远酷刑受尽，低头认罪，竟也难逃一死，此是后话。
地委书记李毅后来回忆说:“我当时感到不好搞，怎样肃法也没有具体研究，就问某某同志，我们没有经验，下一步怎么办啊?某某说，你有王须仁在这里，还愁什么!”
有了白某这句话，王须仁更为猖狂，全面掌握了湖西地区的肃反大权，一口气逮捕湖边地委妇女部长常俊亭、宣传部长袁汝哲、军事部长尹夷僧、鱼台县委书记史有功、苏鲁豫区委宣传部长马霄鹏 、人民抗日义勇队二总队参谋长、红军干部李发等同志，四处捕人，日夜审讯，不承认就大刑伺侯，七十二种刑法叫人求死不成，求生不得，直到你供出名单，而受害者又毫无思想准备，个别人屈打成招，胡烂编供。
据后来一份《关于苏鲁豫边区肃托斗争的总结报告》记载:“审讯是非常盲目的，完全相信口供，致使托匪的名单越来越长，由党外而党内、由下级而上级，毫无限制地扩大起来。”
9月11日，湖边地委召开反托大会，王须仁上台作报告，大讲托匪如何狡猾，工作积极就是伪装革命，工作消极就是破坏革命，甚至把帽子戴得正不正、扣子扣得齐不齐等日常细节都说成是托匪的暗号。
一时间，人心惶惶，草木皆兵，你怀疑我，我怀疑你，气氛紧张到极点。湖边地委妇女部长常俊亭、宣传部长袁汝哲、军事部长尹夷僧、鱼台县委书记史为功、苏鲁豫区委宣传部长马霄鹏 、人民抗日义勇队二总队参谋长、红军干部李发等同志都在一夜之间成了托匪。
三、郭里集大屠杀
由于托匪越肃越多，湖边地委惊慌失措，深怕托匪造反，决定向在湖东一带活动的八路军主力四大队靠拢。
秋风萧瑟，湖水无言。9月中旬，地委机关率鱼台县委、警卫营等干部战士约千人从南阳坐船渡过微山湖，到达邹县郭里集，与四大队会合。就在这次转移中，袁汝哲、尹夷僧两位部长身陷囹圄。
苏鲁豫区委政府工作部副部长陈筹当时正在湖边地委蹲点，事后他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在南阳，我和李毅、王须仁、袁汝哲住在一个院子里，王须仁说，袁汝哲鬼鬼崇崇的，在窥探我们的行动，行迹可疑，一定是托匪，要逮捕他，我们都相信了。”
郭里集原为城廓，因村庄在城廓之内，并有集市，故得此名，房屋多用石块和泥土砌成，是邹县的一个大村落。
四大队队部设在一栋地主的宅院里。李毅、王须仁向王凤鸣、梁兴初作汇报，王须仁还故作紧张地请示道:“有这么多托匪，怎么办呀，王政委?”
“有托必肃嘛。”王凤鸣的回答铿锵有力，并当场决定:地委领导的游击队划归四大队指挥，所有犯人交四大队看押，肃托工作由王须仁和四大队保卫科长陈友筹负责。
王凤鸣之所以积极插手地方问题，原因有二:一是区党委和四大队之间有矛盾，八路军来了以后，不断收编地方武装，像割韭菜一样，地方发展一茬就割一茬，区党委有些怨气，军事部长张如多次和王凤鸣吵架，二是湖边地委妇女部长常俊亭不给王政委面子，居然谢绝过他的追求，王凤鸣为此一直耿耿于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