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张闻天明显地不知如何是好，特别是两支红军还实行了混编，朱德作为总司令带一方面军军委纵队及第五、第三十二军与张国焘的四方面军主力在左路军中，中共中央率一方面军一、三军团与四方面军第四、第三十军合编为右路军一同行动。如此要想各走各的，不仅要冒与右路军中四方面军冲突的危险，尤其是必须要舍弃朱德、刘伯承及其所率领的其他一方面军部队。从来受着要做“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思想教育的张闻天，显然下不了这种决心。在当时中共党内，唯一能作出这种决断的，也只有毛泽东。后来张闻天等人都承认，如果不是毛泽东详陈利害说服了大家，用“非布尔什维克”的辦法毅然决然乘夜秘密率部脱离右路军中的四方面军，一气跑出100多里，最后单独北上，否则中共中央的命运将不堪设想。
再举一个例子，共产党真正发展成为足以与国民党争夺天下的力量，是在八年抗战期间。毛泽东最终让全党信服并被推举成拥有最后决定权，也是因为他的策略方针被证实是最成功、最有效和最正确的。所以说是经过了实践的证明，是因为抗战之初毛泽东还不具有这样的威望和权威，党的领导人中多数人对毛的策略和主张还颇疑问。
我们过去经常听说的抗战初期毛泽东与王明的路线之争，也恰恰反映了这种情况。为什么会有一个“王明路线”?或者说为什么后来会把王明与毛泽东之间的意见分歧讲成是“路线斗争”，就是因为当年王明的一些主张曾经得到了党内相当多数领导人的赞同与支持。事实上，这个与毛泽东分歧的所谓“路线”，并不是王明发明创造的。王明回国是1937年11月底，早在3个月前，即8月下旬的时候，中共党内就已经围绕着抗日高于一切，还是党和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的问题，发生过激烈的争论。从当时举行的洛川会议的讨论情况，可以清楚地看出，毛泽东及其支持者是少数，而大多数与会者并不赞同毛的意见。毛泽东虽然勉强说服与会者部分他关于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主张，3个月后，当王明回来，带回莫斯科关于“抗日高于一切”的政策规定之后，党的绝大多数领导人自然又转回到他们原来的主张上去了。
但是仅仅两年之后，国共关系以及抗日战争的现实就让几乎所有党的领导人意识到了毛泽东高人一筹的预见力。当共产党按照毛泽东的主张，把主要力量放到开创敌后根据地和发动群众，组建抗日武装方面来之后，共产党的力量发展就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巨大效果，不仅成为敌后抗战主力，而且具备了战后与国民党一争高下的实力。
当然，毛泽东的主张和辦法也并不都是成功的，这种情况我在书里面也讲到了。很多时候他极具个性的判断，不仅会受到信息不灵、经验不足的局限，也会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毛泽东到底还是共产党人，他对很多事情的判断和斯大林等共产党人一样，用的还是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认识工具与方法，因而也就不免会有脱离实际和过于机械的地方。比如，毛用阶级斗争的方法看对手的时候，就往往会把很多人简单地看成是黑白两种颜色，而不会相信他们中其实色彩是非常复杂丰富的。
我讲过一段话，毛实际上是中共领导人里面唯一的一个能够穿着意识形态的“紧身衣”跳舞的人，因为他是唯一一个敢于“利”字当头，量力而行，灵活运用策略的领导人。他把利益看得比意识形态甚至还要重，但是，他的“紧身衣”其实是脱不掉的，他并不会用另一套方法来看世界，解决问题，他还是用共产党的那套意识形态来看所有的问题，判断事物。问题在于用这套工具和方法来看事物，是很容易发生机械和僵化的毛病的，因此有时候很容易判断失误，很容易发生错判。
毛的好处是利字当头，一切以中共和革命的利益为最大的出发点。也就是说，当他一旦发现这个判断、这个决策有问题，可能导致自身的利益受损，他也马上就会出来纠正，马上就会改变。所以说他当年是一个政治灵活性极高的领导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