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官方在谈论林彪与周恩来的关系问题上，一概以邓小平钦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蓝本，将周恩来与林彪的关系定为于“斗争”。该《决议》说：“他(周恩来)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由此，周林之间的关系的“斗争说”成为国内学界的主流看法。笔者认为，文革期间周恩来与林彪的关系恰恰时最融洽、最配合的时期，而这不仅源于他们早期的革命经历，更源于林彪自1959年接管军队后对周恩来领导的国务院工作的支持相关。
1959年林彪接替彭德怀出任国防部长时正逢三年大饥荒，国民经济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局面。林彪作为军队的主要领导人以自己的方式对周恩来领导的国务院予以最大的支持。邱会作接任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时，发现彭德怀时期军队结余了七十亿元军费。当年的七十亿元可是一个天文数字。邱会作当即向林彪作了汇报，林彪随后找邱会作谈了一次话。林彪说：“当前国家困难，应当把各方面的财力集中起来渡过难关，我考虑结余军费全部交给国务院。”邱会作向军委常委会作了汇报，常委们一致同意林彪的建议。邱会作代表军委将军费上交一事向毛泽东作了报告。毛很快就予以批准，并批示说“全党都来顾全大局，就能战胜困难。”
当邱会作把总后财务部的支票送交国务院财政部时，周恩来却压了下来，迟迟下不了决心。邱会作了解周恩来的难处，表示愿意帮周恩来想个办法处理好这件事。周恩来后来单独与邱会作谈了此事。周表示说：“彭德怀管事的时候，整天发我的脾气，把国务院指责得毫无是处。抗美援朝战争时，我花了那么大的精力支援前线，他竟然说朝鲜打仗‘靠的是两个麻子’。现在军队由林总管，完全不一样了。国家遇见了这么大的灾荒，在大家都很艰难的时刻，林总主动把节余军费送上我的门来，支持国务院和我的工作。这种顾全大局的精神令人感动!我这个当总理的，没把军队的事情办好，反而要把军队节省的钱收回来?于心不忍啊!”最后邱会作汇报了林彪的坚决态度，并出了个主意，建议财政部先把这笔钱收下，也不叫上缴，也不叫收回，按照银行条例转换为军队的存款。军队永远不提取，不收利息，实际上是送给国务院了。周恩来连称是个好办法。当时财政部总也提不出一个合适的方法接收这笔款项，没想到邱会作一下子就为周恩来解决了难题。
据邱会作回忆，在林彪的指示下，军队对国务院的支持还很多。比如，粮食部和商业部决定在全国实行粮票布票制度。总后军需部害怕麻烦，主张军队干部不实行粮票制，实行特殊供应。邱不同意这样做，邱认为国家对军队已经很照顾了，军队干部供应的布多了好几尺(发的军衣不包括在内)，粮食定量也高。但军队有人还要求有更多一些特殊照顾，一些重要领导也持这样的观点。但是，林彪支持了邱，林让邱对周恩来说，军队和地方一样，实行布票粮票制度。林彪还对军委办公会交代，现在把节余费用全部交出去了，以后花钱也要节省。一些不急于换装的装备，能暂时减缓更新的暂缓;已经研究成功的新产品，不到一定时机，暂不大批生产，把钱省下来让国家搞经济建设。
此外，林彪还建议解放军重提“拥政爱民”的口号，解放军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支持地方政府的工作，由此涌现了许多英雄人物，如人们耳熟能详的雷锋、王杰、欧阳海、刘英俊等。
国内官方多年以来的宣传，似乎林彪除了处心积虑吹捧毛泽东外，其他一无是处。而周恩来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与林彪之间也只能是“斗争”的关系。殊不知周恩来与林彪长期以来都是和睦、合作的，林彪掌管军队后更是对周恩来的工作给予了最大的支持，文革期间亦不例外。邱会作的回忆给了我们一个最佳的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