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军校我们和男兵没什么区别，一早出操训练，下午练步枪、手枪，开汽车，学无线电，半夜紧急集合，急行军，小腿上绑着沙袋走，女兵都士气高涨。”
“有个毕业生通讯处，前线哪个黄埔军校毕业生死了、受伤了，知道的人就写信到通讯处，当时统计，炸死了很多同学。”
从深闺小姐、校园女生或足不出户的居家太太，到穿上军装，接受艰苦军事训练，成为战地玫瑰——黄埔军校招收女生的历史性决定成就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批有正式建制的女兵，而黄埔军校也成为世界上第一所有女兵正式建制的军校，比美国西点军校还早50年。
从1926年在武汉成立分校到1949年，黄埔军校在大陆招收的女兵共有4期，毕业的女学员约800名，有的成为军中将帅，有的成了著名抗日英雄。
如今，在广东还生活着四位黄埔女兵。她们中，最年轻的李润卿89岁，毕业于黄埔军校七分校15期，黄添、钟妙芳、许桂兰都在92岁上下，均毕业于黄埔军校三分校16期。
妇女节前夕，本报记者陪同广东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和广东省革命历史博物馆工作人员看望这四位老人，并独家采访了她们。
追忆黄埔往事，几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仿佛重回艰难的抗战时光，那段特殊的历史，在她们的描述中也渐渐鲜活起来。
花季从军
女生团三个中队300多人，第二中队108个女生全是广东省的，广东女师的同学最多。
钟妙芳记得，离家报考军校时，家里是不同意的。“有广州同学家里不让去，从天窗爬出来，还有人绝食什么的，很坚决。我没什么贡献，当时的选择全凭一腔救国热情。”钟妙芳说。
广州沦陷前，广东高中以上学生全体组织军训3个月，广东省女师、惠阳女师等学校学生也都参加了集训，钟妙芳与许桂兰同为广东女师的学生，黄添毕业于惠阳女师。
1921年出生于惠州的黄添是家中最小的孩子，而且是唯一的女孩，深受父亲疼爱。在那个女生没什么机会读书的时代，由于父亲经营油米商铺，家中经济宽裕，黄添读完3年惠阳女师后又在班主任的鼓励下继续读高中。
抗战爆发时黄添正上高一，她与同班同学都在广州岭南大学接受军事训练。正常时期，学生军训结束后一般只有几种选择：升读大学、入军校、考入地方政府做公务员或者回家。但黄添刚军训一个多月时广州就告急了。她们决定随部队北上，到江西吉安后考入第三战干团，不久上级下令整改，第三战干团学员并入黄埔军校第三分校。
李润卿对于投奔军校的过程也记忆犹新。“十三四岁的时候，我在安庆读书，刚上初中，日本鬼子快打到上海了，眼看很快就会顺长江打到安庆。后来敌机开始轰炸得很厉害，我坐难民车回阜阳已经找不到人了，很多人家屋塌人亡，很惨的，到处都是血。没有死的就在那里痛叫，死的就躺在大街上马路上。”李润卿回忆，十七军团学生队正好在招生，她就报了名，随军往还未受轰炸的西北方向走，一直到西安。
钟妙芳说，女兵中广东女师同学最多。“女生团三个中队300多人，第二中队108个女生全是广东省的。”
军中岁月
黄埔军校里，女子穿上了军装，与男兵一样开始正规训练。虽然苦，但大家内心都很强大
“男女都要剪成一样的头，一开始，有娇娇小姐受不了，也有人暗暗流泪的，但很快就习惯了，只要你明白自己为什么来的，就不觉得辛苦。”钟妙芳说出了女兵们的心声。很快，女兵们投入到艰苦的训练中。
每天上午是军事训练课，下午则是文化课，晚上还要夜行军，每个人的小腿上都要绑沙袋，每人发一双草鞋。“那时还年轻，也不觉得辛苦。”黄添说，在军校期间唯一一件让她难过的事情是收到哥哥报丧的信：68岁的父亲去世了。身在军营的她无法送父亲最后一程。
晚上站岗是女生最难过的一关。两个女生一班，拿着步枪，站两个小时，必要的时候可以开枪，荒山野岭，乌天黑地，需要十分谨慎。
李润卿记得，刚到西安时，因为没有地方安插，她们被送到西安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第四团。在西安只过了一晚，她们又一起转到凤翔县，一两个星期后，大家领到军装、军帽，正式成为黄埔学生。
李润卿选择了步科，“因为家乡都给日本鬼子占了，想参加步科学些作战技术，大家士气都很旺，最希望去前线打日本鬼子”。
李润卿回忆，女兵们上课和居住都在一个残破的孔庙里，三面没有墙，大家都挤睡在有墙的一边，半截墙坏了也没人修理，风一吹雪花就落在身上，底下就是很湿的泥巴地。因为那段岁月，她们几乎都患上了严重的风湿病。
夏天她们有两件单衣，冬天穿棉衣棉裤，一年发一次。“每月发两三块钱，只够买点草纸，这还是好的时候，轰炸厉害的时候，就什么都没有”。
“但是有志气的女青年都说，等日本鬼子投降了我们再结婚，再找出路。那时候我也就20多岁。”李润卿告诉南方日报记者，虽然苦，但大家内心都很强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