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们“宁可相信”这些相互冲突的故事的真实性时，他们就进入了“信仰”领域———所谓“信仰”领域，是一个“价值”或者“意义”领域，而不是“事实”领域，人们并不是因为“上帝”的存在而信仰“上帝”，而是感到需要一个“上帝”而为自己创造了这么一个“上帝”。毋宁说这是一种“心理现实主义”，是建构这个世界的景观并赋予它以秩序和意义的一种话语方式———正如他们“宁可相信”船上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或者说美英男子在海难中全都像绅士一样礼让，像骑士一般刚毅，恪守“妇孺优先”的规则而情愿将死亡留给自己;而事实上，在泰坦尼克号海难全部七百零五名生还者中(这还不包括冻死在救生艇里或登上卡帕西亚号后死去的那几个美英男子)，男子占了一半，而美英男子又在其中占了一多半，而且他们大多在那几个“中国佬”之前就陆续逃离了泰坦尼克号，并拒绝让自己所乘坐的救生艇返回救人(最终，近二十只救生艇中，只有一只返回了沉船现场)，尽管绝大多数救生艇还空有座位，其中六只几乎空了一大半座位，足以再容纳三四百人，而被遗弃在沉船上的还有一百六十五名妇女和儿童。然而，种族主义不是一种知识，而是一种权力意志，它惯于通过“制造事实”来论证自己。与其说先有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佬”的“卑劣行径”才有中国人的“种族卑劣性”，不如说先有中国人的“种族卑劣性”的话语建构才有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佬”的“卑劣行径”。他们的“卑劣行径”发生在排华主义者们的想象中。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就把流行的泰坦尼克号海难叙事等同于泰坦尼克号海难，或者说从流行的泰坦尼克号海难叙事“还原”泰坦尼克号海难，那么我们就无法对泰坦尼克号海难叙事的“故事性”保持一种充分的警觉。“回忆”之所以常常不可靠，是因为当人们在“追叙历史”时，他们实际上往往是在“发明历史”。
暂且抛开最为核心的经济原因不论(流行的泰坦尼克号海难叙事的特征就是避开经济不谈，以便将海难“罗曼蒂克化”)，从心理发生史来看，1912年4月的泰坦尼克号海难叙事深深根植于英美盎格鲁-撒克逊父权制社会的一种现代焦虑，担心盎格鲁-撒克逊种族的男子“惑于”现代平等思想而失去“男子气概”并因而失去统治的能力(对女性、下层阶级以及“劣等种族”的统治)，因此它通过夸张性地想象泰坦尼克号海难中盎格鲁-撒克逊上层社会男子的“古风犹存”的“骑士精神”而阻击对盎格鲁-撒克逊父权制社会形成内外挑战的种种现代平等诉求(诸如男女平权、阶级平等、种族平等)。不过，倘若盎格鲁-撒克逊的种族主义不为它所定义的“劣等种族”自身所接受，它就永远只是一种单方面的或者说无效的指控。种族主义的假定(如“中国人的劣根性”)要在被它定义的“劣等种族”中实际发生作用，一定要在其跨国传播中获得“劣等种族”内部掌握文化领导权的那些西化或“英国化”的知识分子的普遍赞同，并通过他们的话语的不断再生产将“中国人的劣根性”内化为本民族看待自我的一种态度以及话语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