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被誉为“中华民国国父”、“伟大的革命先行者”的孙中山的陵墓及其附属纪念建筑群，虽然我早知道建筑足够宏伟，环境足够清幽，气氛足够庄严，但真正身临其境，还是吃了一惊。中山陵前临平川后依青山，整个面积共8万余平方米，建筑群从选材到设计到做工，几乎每个细节都臻于完美。如此胜地，而能成为一个人的栖息之地，夫复何求?
叹赏之余，我也有一点疑虑，建这样一个中山陵是否出自中山先生之本意?所谓“陵”者，汉武帝有茂陵，唐太宗有昭陵，明太祖有孝陵，其意义中国人再熟悉不过了。中山先生创建的是共和国，他是经选举产生的临时大总统，其伟大远非汉武帝明太祖等人可以比拟，似乎应该有所不同。
带着疑虑，回家翻书。先翻的《邵元冲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邵氏是国民党元老，与孙中山关系特殊，1924年曾经担任孙中山机要主任秘书，并随孙北上会见段祺瑞，孙中山病逝前后，其均在左右陪侍，是孙中山签署遗嘱的证明人之一。这样一个人物，其日记之价值和可信度自不待言。
1925年3月12日，邵元冲亲眼目睹了孙中山“形状大变”、“呼吸渐停”至 “孙夫人以手敷垂其眼帘”的过程。当天日记记道：“以公遗命，将来遗体欲葬于南京之紫金山，并命保存遗体仿列宁之式。此事决由孔庸之(即孔祥熙)与协和医院商办。至公之欲安葬于南京之紫金山者，盖以此为第一次革命首都之地，且欲激励后死者以完成辛亥革命之工作也。”
我的猜测看来没有根据，中山先生不但要求安息于紫金山，而且遗命自己遗体永远保存以供后人瞻仰。为什么后一条要求没能实现?此中也有故事。苏联既有保存遗体的经验，又是孙中山联合的对象，于孙中山逝后遂主动赠送水晶棺一副，但运到后经协和医院专家检测，此棺长途运输后已不能真空无菌保存遗体。国民党人遂又向美国订购特制铜棺。邵元冲1925年9月28日日记记下了他参观铜棺的情形，“闻此为东方第一次制造者，需价一万五千两，重一千五百余磅云。”
中山陵自1926年1月动工，至1929年主体建成，暂厝于北京西山碧云寺的中山灵柩终于可以迁葬南京了。国民政府谓之“奉安大典”。灵柩从北到南长途跋涉殊为艰难，当时的《时报》记者金雄白前往采访，几十年后著回忆录犹印象深刻，“灵柩是由北平挑选了专业的六十四名扛夫抬着的，扛夫们穿了一色的素服，动定进退，都以击柝为号。”其盛大场面又见于5月28日的邵氏日记，“灵梓抵站后，即恭扶下兵舰渡江登岸。本日共分八列，凡党军政各职员及民众团体等均列队前道，余及各中委等则在第七列执绋伴灵车行。以途中队伍拥挤，故自江边至中央党部，不过九里许，而至下午三时顷始到。沿途民众皆列队敬礼，又各机关及各省政府之建牌楼者亦无数。”……
当了一回文抄公，抄了这些第一手史料，也许能说的话只有一句，世之有中山陵，真是太不容易了。自然为了表达后人对一代伟人的敬意，这点人力物力财力也实在算不了什么。美中不足的是，事实证明当年“奉安大典”中毕恭毕敬的党国要人，其中颇多中山先生精神的叛徒。尤其不能淡忘者，这一场热闹过后两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民族的灾难愈发深重矣。
中山陵引发的不仅仅是对宏伟和庄严的赞叹，也许还可以供人思考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