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世友的人生机遇远没有林彪的顺畅，驾驭战争的谋略艺术更非同一个档次，但他最终以外表粗鲁内心精明的“包装”，跻身于毛泽东极少数最信任的将领行列。
他出身于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系统，是“仇视知识干部狂”的张国焘从墨水不多的工农干部中一手提拔的爱将。1937年6月，他被毛泽东“收服”后，逐渐被视之牛皋、李逵一类粗鲁却忠诚的人物被毛泽东信任。
特别是从建国后的1955年起，毛泽东一直让许世友担任南京军区司令员，成为他牢牢掌控军队的重要干将;到“文革”中，更是提拔许世友为政治局委员兼南京军区司令员(后为广州军区司令员)，成为制衡已有信任危机的林彪坐大、反侧，以及百年后辅佐接班人顺利执政的“股肱之臣”。
林彪与许世友两人之间也随着毛泽东“宠爱”的或亲或疏，个人命运的或沉或浮，有着戏剧化的“恩怨”。
一、林彪抓捕许世友
1936年10月，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与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任弼时贺龙的红二方面军经过诸多波折，特别是张国焘另立中央的惊险曲折历程在西北会师后，毛泽东将三大方面军的主要骨干将领调入位于保安的红军大学集训。
似乎是借鉴蒋介石黄埔军校与庐山军官训练团的成功经验，毛泽东对红军大学的培训格外重视，特意任命第一嫡系爱将、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为红军大学校长(久负盛名的原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反而为副校长做副手)，自己兼任校教育委员会主任兼政委。红军大学不久改称抗日军政大学，校址也迁往延安。
1936年11月初，时任红四方面军骑兵师司令员的许世友，被调入红军大学第二期当了一名普通学员，开始接受服从毛泽东和中央的“思想帮助”训练。
4个月后，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主力西路军两万余人在河西走廊全军覆没，张国焘赖以与毛泽东“斗法”的军队顿时损失了一大半，再也没有过去在红军三大方面军中“鹤立鸡群”的局面，他的党内地位由此陡降。
毛泽东开始全面清算张国焘当年“擅令四方面军南下、另立中央”的“罪行”。张国焘晚年在《我的回忆》中说：“抗日军政大学被选定为斗争张国焘的中心。”抗日军政大学即红军大学，作为校长的林彪自然成为这场清算的主将。
时任红四方面军红四军政治部主任的洪学智回忆：“在3月间,红军大学政治部召集学校的支部委员,布置在红大批判张国焘分裂主义错误。”抗日军政大学(红军大学)政治部列出三条:一为红四方面军是土匪;二为红四方面军干部是军阀;三为四方面军干部是张国焘收买的。
也就是说，这场“秋后算账”，不仅张国焘罪责难逃，曾追随过他的红四方面军所有将领也在所难免。抗日军政大学许多红四方面军学员因此被红一、二方面军学员批斗，红四军副军长刘世模愤而举枪自杀，结果没有死成，只是重伤住院，但从此踟蹰仕途，后来最高不过为东北民主联军第7纵队20师师长。
许世友作为张国焘的心腹爱将更是首当其冲，大会小会挨批。一次揭发张国焘逃跑主义的大会上，他忍不住责问：“为什么说张国焘是逃跑主义呢?中央就没有逃跑?中央红军不是也从中央苏区撤出来了吗?如果说是逃跑，都应该定为逃跑。”
许世友这一番话瞬间捅了马蜂窝，“打倒许世友，打倒张国焘”的口号声一时震响会场，他被当作“张国焘的徒子徒孙”加以严整。
回到房间后，许世友觉得呆在延安已无出路。他找来红四方面军学员王建安、詹才芳等人密谋离开延安，投奔留在四川的旧部刘子才。不久又经秘密串连，不堪批斗的红四方面军5名军级干部、6名师级干部、20多名团级干部“入伙”，定好了出走时间，许世友还画好了行动路线图。
但临走前的几个小时，思前想后的王建安突然后悔了，在许世友不许退出的情况下，他将密谋告诉了学员队党支部书记谢富治。
谢富治也是红四方面军将领，担任红9军政治部主任。一直就任政工干部的政治敏锐性，令他顿时找到了“靠紧”中央，获得信任的机会。他当即将密谋上报，校长林彪很快就知道了。
林彪一面紧急进行预防处置，一面又迅速报告毛泽东，获得抓人的许可。林彪立即将许世友等30余名参与密谋的人抓了起来。因听说许世友有武功，抓捕时还特意安排了8个训练有素的士兵动手。
抓获成功后，林彪主张枪毙许世友。
毛泽东看出了问题的严重性：不是许世友一个人，而是牵扯到大批红四方面军将领以及万余名士兵是否“臣服”中央和毛泽东的问题。他深思熟虑后，否决了林彪的主张，采取古代演义里常见的“亲解其缚”的方式，收服了许世友。
许世友此后转入积极批判张国焘的行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