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在破坏队的时间里，周腰里的手枪从来没有对日本人开过。“我在铁路上杀多少日本鬼子，那是我的事情，在村庄，我从来不打他们。”
周的工作需要乡村的掩护。在村庄，他经常碰到日本兵，身穿便衣矮小的他，有个信念， “我杀死一个日本人有什么用?他们会把几个村庄、那么多老百姓的房子烧光的!他们无法生活啊。我坚信我们会胜利，他们毕竟在我们国家打仗，没有赶不走的。”
“只有参加过战争的人，才知道战争逻辑。”这个现在经常阅读、思考日本人历史的老人说。
抗日战争胜利的1945年，平汉路工人破坏队实现诺言，队员全部解散并复员上路，曾经浴血奋战的战士又成了开动机车的工人。周毓松则在信阳机务段当上了一名铁路工人。
一切，并没有按着想象的轨迹发展。
文化大革命中，破坏队的身份没有给他们带来荣誉，反而成为洗不掉的“污点”。
破坏队员的子女多少都受了父辈的牵连，他们几乎都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也失去了参军、招工的机会，大部分都像父辈一样做工或务农，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家乡。
“当年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打仗，不就是为了子孙们有好的生活，不用再遭我们那时候的罪?至于孩子们还记不记得，我不管。只要他们过得好就行了，我们当年打日本，从来没有什么回报思想的，命都不要了，还要什么呢?”
“我太幸福了，我现在可以骑着电单车出去玩，可以钓鱼。还能得到国外的兄弟姐妹的钱，同那些早早死去的战友比，我得到的太多。”85岁的老人说，“我一直在想人生的意义，对不起，我真没有想明白。”
何惠民说：“抗战胜利60周年，我快死了，死得安乐。我的骨头可以埋在家乡。二战，有我一份，就行了，还图啥!”何惠民用大拇指抵着自己胸膛，刀刻般皱纹的脸上露出笑容。
“凭我是中国人，为民族打仗，我没做过亡国奴，问心无愧!”周毓松是一个字一个字坚定地说出来的。
周养了一群鸽子，他一叫，鸽子就咕咕地来到身边。鸽子笼的门他从来不关。“他们需要自由，在这里，没有人伤害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