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9年到1989年，30年间金庸在《明报》执笔写社评，特别是他早期的社评贯穿着对权力的批判。他甚至得出了“政治上大多数时候是坏人当权”的结论。1972年8月15日，他在《人民·政权与领袖》社评中说得很清楚：
中国的政治，几千年来都是口中说一套，实际上是另外一套，简而言之曰：“杂用王霸之道。”号称行王道，实际上行霸道。政治领袖向来第一抓住自己的权力和利益。第二照顾本集团的利益，国家人民的利益放在最后。君为贵，社稷次之，民为轻。
只读过金庸的武侠小说，没有读过查良镛的社评，看到的只是一个不完整的金庸。多年前，金庸说他正在编新闻评论集，准备在香港出版，今后如有可能再在大陆出删节本。他年轻时代经历过国民党统治的岁月，直到1948年才离开大陆，多次与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发生冲突，在中学时代，一次被迫转学，一次上了开除名单，大学时代在中央政治学校又被迫退学，他不喜欢蒋介石和国民党，却没有成为激进青年，这是值得关注的。1972年1月29日，他在《明报》发表的社评《作读者的耳目和喉舌》中说，自己从来无意做革命家，但他一直对政治充满关心：
我们在香港办报，只是经营一件企业，并无做革命家的大志，自知无此本事，也没有雄心或野心去反对任何中国政府。但因为我们的读者都是中国人，人人关心中国的事务，而《明报》的读者又比较是关心政治的，因此我们有义务作为读者的耳目和喉舌，一方面将中国的消息向读者报道，另一方面又对中国的各种情形表示意见。
他曾做过外交官之梦，自1950年北上，梦断京华，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作为成功的报人，他有机会参与香港公共事务，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担任香港廉政专员公署市民咨询委员召集人和香港法律改革委员会委员。从麦理浩到尤德、卫奕信，他是历任港督的座上客，他们几乎每天都要读他的社评。对戴麟趾、麦理浩等人，他都有好评。他说：“英国人对我也很客气。不过英国也不会找我去做些什么。我与麦理浩、尤德、卫奕信交情都不错，朋友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