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交恶，他一直称颂毛泽东和中国的立场。他在1969年3月5日的社评《这次要赞一赞中共》说，“中共以强硬态度对付这北方之熊，那是好汉子的行径。”1976年9月10日，他在《毛泽东去世》社评中说：“他对于中国国家人民的功过，则依各人的政治立场，而会有截然相反的看法。但有一件大功劳， 全国人民都必须承认，那是他领导中国，坚强不屈的抗御苏联对中国的侵犯。自从开始对苏联斗争以来，他这坚决反苏的立场始终没有丝毫动摇。”
他一直主张两岸统一，反对台独，反对“两个中国”，1964年1月23日法国与北京建交，到2月11日半个月中并没有与台北断交，他在1月29、30、31日接连发表《法国正式搞“两个中国”》、《法国“阳谋”，天下共见》、《一个中国，两个政府》等社评。
即使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他在《明报》社评猛烈抨击“跋扈”的林彪、“算老几”的江青之时，他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对周恩来、邓小平、彭德怀等人的肯定、赞美和同情，只是当年幼稚的香港“左派”把他当成了对立面。他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只是反对“文革”时期搞的那一套。“任何主义的本意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是有诚意的，只是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渗入了杂质而已”。他多次说共产主义、三民主义可以公平竞争，谁把人民的生活弄好，就好。
1981年7月，他应邀访问大陆，享受国宾式的“最好待遇”，细读他返港后发表的谈话，会感到他对邓小平和大陆政权有一种绝非客套而是由衷的认同与回归感，他坦称对邓“一直很仰慕”、“一直很钦佩邓小平的风骨”，这都是真心话。有人评论：
数十年来，读他的报章，或有一种举头望月的感觉，其阴晴圆缺，视节令而定，初一十五，并不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