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作为大宋帝国的董事长，在变法问题上干预过多，不能做到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也是酿成熙宁变法悲剧及宋神宗本人悲剧命运的又一致命伤。
比较起来，当年，在商鞅变法时，秦孝公嬴渠梁(公元前381—公元前338)却根本不像宋神宗这样。自从选定商鞅担纲改革，秦孝公便完全隐到幕后，全然由商鞅做主，即使是在处理自己的儿子、11岁的太子驷窝藏罪徒一事上，他也不出来干预，而是任由商鞅全权处置。这也正是商鞅变法尽管阻力很大但却得以坚决执行的最重要原因。
而反观王安石变法，却受到很大掣肘，不仅反对派处处从中作梗，连神宗本人也时不时地出来干预一下，妥协一下，结果，不仅反对派对神宗极为不满，就连王安石等一些改革派也对他颇有怨言，这就难怪王安石在极度失望后会撂挑子走人，弃他而去!
所以，到了最后，由神宗推行的改革竟然成了他一人独自导演独自演出的独角戏，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无论是“熙宁变法”还是宋神宗本人，都整个儿是一个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