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两市的店铺规模都不大，1961年发掘的西市房址遗迹，最长的不过十米，最短的只有四米，进深均为三米多。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店铺乃是官贵修造，租赁收利。从店铺的租金来看，其商业的繁荣程度颇有疑问。众所周知，租金的高低反映着铺面商业利润的高低。而在唐朝最为繁盛的时期，官定租金限价月不过五百文。玄宗曾为此颁发诏书称：“自今已后，其所赁店铺，每间月估不得过五百文”(《全唐文》卷32)。显然，显然，由租金之低可以推测出一间铺面的每月利润是十分有限的。至于唐朝中期以后，朝廷对两市商贾的“借钱”盘剥，增加商税，括僦柜质，间架除陌，特别是宫市白望，已经有多种文章述及，对商贸活动的打击摧残累累见诸史篇，这里不再赘述【注】。值得注意的是，德宗在建中三年“借京城富商钱”，“大率每商留万贯，余并入官”，“大索京畿富商，刑法严峻”，“人不胜鞭笞，乃至自缢，京师嚣然，如被盗贼”，才搜刮得八十万贯。经京兆少尹韦祺建议，又按僦柜质库法，四取其一，再搜刮得二百万贯(《旧唐书·德宗纪》)。这样一场声势浩大、动用国家暴力、激起了罢市抗议的行动，几乎扫荡了长安市场，所得不过如此，仅够帝国两个月的开销。即使考虑到富商的抵制和隐匿，也反映出长安商贾的资本和流动资金十分有限。长安市场的所谓繁荣，由此可见一斑。
唐都长安在中国都城史上具有代表性。长安城的设计建设，就其本质来说，是皇权的物化，它给予人们的观感，是天子的威严和王朝的神圣，是和当时的皇帝制度紧密结合为一体的。它充分反映了其作为政治中心的威严，而远远没有经济中心的风采。
史学研究中，往往会有一些根深蒂固的、下意识的偏差。同样是大兴土木，秦造阿房宫就是暴政的罪证，汉修建章宫就是强盛的象征。对待唐长安城的研究，如果不囿于“盛世”的先入之见，我们则可以从中看到一些被我们有意无意遮蔽起来的东西。更重要的是，这些东西，至今还在我们的城市规划与建设中改头换面反复再现。如市民望而生畏的某些政府大楼，如只有长官意志而没有经济效益的某些市场商厦，如一窝蜂上马的某某开发区或某某一条街等等。尽管时代变了，形式变了，但文化传统的延续，历史基因的遗传，至今仍在影响着我们。所以，有必要对此进行一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