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郭城南北排列十三坊，据说就是象征“一年有闰”;皇城正南的坊里东西四列，据说是“以象四时”;从皇城起向南排列九坊，据说是“取则《周礼》王城九逵之制”(参见《长安志·唐京城》和《唐两京城坊考·外郭城》)。每坊环筑坊墙，形成城中之城，具有高度的封闭性。“坊有墉，墉有门，逋亡奸伪，无所容足”(《长安志图》卷上)。而且皇城正南的四列三十六坊，因为向北正对皇城和宫城，建筑者认为“北出即损断地脉”，“不欲开北街泄气，以冲城阙”(《长安志·唐京城》)，所以只开东西二门，不像其他坊四面开四门。少开两门两街，必然会对坊内居民造成不便。所有坊里，除三品以上高级官员和勋戚权贵住宅可由坊中临街开门外，其余人等一律向坊内开门，不得直通街衢，更是使坊内居民生活受到诸多障碍。但是，无论你在生活上有多么大的不便，你只能对有幸住在首都感恩戴德，而绝不能对绕着圈儿走路有所怨言。那些“盲流”之类，更不可能随便“流窜”到这一“首善之区”。辉煌给普通百姓带来的，除了不便以外，还有什么呢?
由于坊里布局目的在于体现皇权的伟大，所以，尽管靠南坊里居民稀少，却仍照设不误。正南距郭城南门明德门尚有两坊的开明坊，“虽时有居者，烟火不接，耕垦种植，阡陌相连”。兴庆宫正南第五坊升道坊，“尽是墟墓，绝无人住”(见《长安志》开明坊、升道坊条)。由此推测，郭城南侧的各坊，居民不多，本无设坊的必要。之所以设坊，显然只是一种政治需要，是“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的古代版本。这种“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白居易《登观音台望城诗》)的呆板整齐，宋人赞誉为“畦分棋布，闾巷皆中绳墨”(吕大防《长安志图》语)的“一代精制”，究竟是适应居民生活生产的需要还是束缚其需要，一眼即明，无需多辩。
作为都城，长安的街衢极为宽广，而且方向笔直。“街衢绳直，自古帝京未之有也。”(《长安志·唐京城》注)据考古实测，除横街外，其他街道，包括郭城街道，最宽者达176.4米，通城门的大街多宽100米以上，最窄的顺城街也宽20至25米(《唐代长安城考古纪略》，《考古》1963年第11期)。在古代的交通条件下，这么宽广笔直的街道，显然不是为实用性的交通而设，而是为统治需要而设。空旷的街道，高耸的坊墙，封闭的闾巷，使居民无处不在专制帝国的庞大身影之下，造就了国家强暴社会的文化氛围。
许多人都对长安的市场繁荣深信不疑，然而仔细考察，就会发现许多问题。长安的市场，以东西两市为代表。而规模如此巨大的都市，把商业区限定在两市，这种“集中统一”的管理模式，与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及经济活动的实际是高度不适应的。如果说长安市场贸易有过繁荣的话，那也是一种专制集权帝国的畸形繁荣。
